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也。父奂，齐雍州刺史，《南史》有传。肃少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齐，位秘书丞。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鄴来奔。孝文幸鄴，闻其至，虚衿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帝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所陈说，深会旨，帝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也。肃因言萧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机，帝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之间也，或屏左右，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孔明之遇玄德也。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肃固辞伯爵，许之。
诏肃讨齐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听先拟用，以后闻；若投化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肃至义阳，频破贼军，除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肃善抚接，甚有声称。寻征入朝，帝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又诏曰：“萧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穷逾再期，蔬缊不改。有司依礼喻解，为裁练禅之制。”
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辍膳，百寮诣阙。帝在崇虚楼，遣舍人问肃。对曰：“伏承陛下辍膳，已经三日，群臣不敢自宁。臣闻尧水汤旱，自定之数，须圣人以济，未闻由圣以至灾，是以国储九年，以御九年之变。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为少泽。蒸庶未阙一食，陛下辍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复情地。”帝遣答曰：“虽不食数朝，犹然无感，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确然，死而后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齐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四州诸军事，封汝阳县子。肃频表固让，不许，诏加鼓吹一部。
初，齐之收肃父奂也，奂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二十二年平汉阳，瑶起为辅国将军，特诏以付肃，使纾泄哀情。
孝文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会驾鲁阳。肃至，遂与禧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弟并敬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每谓人曰：“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陵，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肃闻，恆降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事寻申释。诏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赐钱二十万、帛三千疋。肃奏：“考以显能，陟由绩著升明退暗，于是乎在。自百寮旷察，四稔于兹，请依旧例，考检能否。”从之。
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与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齐豫州刺史萧懿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将图寿春。肃进师讨击，大破之，禽叔献，走萧懿。还京师，宣武临东堂，引见劳之，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侯。寻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简绝声色，终始廉约，家无余财。然性微轻恌，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为言。
景明二年，薨于寿春，年三十八。宣武为举哀，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又诏曰：“杜预之殁，窆于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顾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忠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赠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肃贞心大度，宜谥匡公，诏谥宣简。明帝初，诏为肃建碑铭。
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子绍袭。
绍字三归，位中书侍郎。卒，赠徐州刺史。子迁袭，齐受禅，爵随例降。
绍弟理，孝静初得还朝，位著作佐郎。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女及绍至寿春。宣武纳其女为夫人，明帝又纳绍女为嫔。
肃弟康，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宣武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魏，拜中书侍郎。卒幽州刺史，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
诵字国章，肃长兄融之子。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历位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兼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言制抑扬，风神竦秀，百寮倾属，莫不叹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曰文宣。子孝康，尚书郎中。孝康弟俊赋，性清雅，颇有文才，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诵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艺亚于诵。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书、太常卿。出为散骑常侍、西兗州刺史。为尔硃仲远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远洛。孝静初，位侍中。卒，敕给东园秘器，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衍笃于交旧。有故人竺ＩＱ，于西兗州为仲远所害，其妻子饥寒，衍置于家，累年赡恤，世人称其敦厚。
翊字士游，肃次兄深子也。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位中书侍郎。颇锐于荣利，结婚于元叉。为济州刺史，清静有政绩。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卒，赠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仪同、开府记室参军。
刘芳，字伯支，彭城丛亭里人，汉楚元王交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长史。芳出后宋东平太守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清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人，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亻庸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至有易衣亻并日之弊，而淡然自守，不急急于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乃著《穷通论》以自慰。常为诸僧亻庸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一缣，岁中能入百余疋。如此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慧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微愧于心。会齐使刘缵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刑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
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辩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
王肃之来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尝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笄。”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也？”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辩，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赡，类皆如是。
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
帝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人，颇怀去就。帝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孝文崩于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兗冕。孝文袭敛，暨乎启祖、山陵、练祭，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宣武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振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唐虞以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武门。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武门左。”今之祭酒则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人，教学为先。”郑氏注：“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臣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宜舛错？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见存，仍旧营构。
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唯以二，或尚东，或尚西，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效。《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旷。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儒礼官议其定所。
从之。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然廉清寡欲，无挠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贾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云：“以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贾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依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硃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
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
宣武从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孝文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帝叹其谦慎。帝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孝文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穀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宣武不许。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侯。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兗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子峻为后。
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交游。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子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武授弟元吉。稍迁光禄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及孝武入关，齐神武至洛，责廞诛之。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位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勒乡部赴兗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阵。城陷，禽送晋阳。齐神武矜而赦之。文襄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中正，转中书舍人。时与梁和通，骘前后受敕对其使一十六人。为司徒左长史，卒，赠南青州刺史。廞弟彧，位金紫光禄大夫。彧子逖。
逖字子长，少聪敏。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爱交游，善戏谑。齐文襄以为永安公浚开府行参军。逖远离家乡，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遇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
齐天保初，行定陶县令，坐奸事免，十余年不得调。其姊为任氏妇，没入宫，敕以赐魏收。收所提携，后为开府参军。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中书郎李愔戏逖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乾明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送梁主萧庄。还，兼三公郎中。
武成时，和士开宠要，逖附之。正授中书侍郎，入典机密。时李愔献赋，言天保中被谗。逖摘其文，奏曰：“诽谤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复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逖欲独擅文藻，不愿与文士同行。时黄门侍郎王松年妹夫卢士游，性沈密，逖求以为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时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许。逖恐事露，亦不逼焉。迁给事黄门侍郎，修国史。加散骑常侍，除假仪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国始通，礼仪未定，逖与周朝议论往复，斟酌古今，事多合礼，兼文辞可观，甚行名誉。使还，拜仪同三司。
及武成崩，和士开欲改元，议者各异。逖请为“武平”，私谓士开曰：“武平反为明辅，逖作此以为公。”士开悦而从之。时士开为众口所排，娄定远同辅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货，悉以饷定远。定远外任，逖不自安，又阴结斛律明月、胡长仁以自固。士开知之，未甚信，忽于明月门巷逢之，弥以为实。初，逖名宦未达时，欲事祖珽。珽未原，谓人曰：“我言彭城楚子，应有气侠，唯将崔季舒诗示人，殊乖气望。”逖乃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将诉赵彦深、和士开也，先与逖谋，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为之计。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开所嫌。寻出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台尚书卢潜陷逖，许潜重迁。潜曰：“如此事，吾不为也。”更戒逖而护之。后被征还，待诏文林馆，重除散骑常侍，奏门下事。未几与崔季舒等同戮，时年四十九。所制文笔三十卷。子逸人，开府行参军。仕隋，终于洛阳令。芳懋从子懋。
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宋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识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书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尚书李平与结莫逆交。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
孝昭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怿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徙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泰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文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武成西征凉土，爽与兄士国归款军门。武成嘉之，赐士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序曰：
《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
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
其《略注》行于世。
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协律博士，孝文亲得其名，既而用之为门下录事。正始初，招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宣武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奏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已付学官议正施行。尚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
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无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趋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体。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
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缪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谓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议罔施；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
朝廷从之。
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马相如">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景在枢密十有余年，为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尤所知赏。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东宫建，兼太子屯骑校尉，录事皆如故。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景为司马。以景阶次不及，除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称之。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还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后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时明帝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事毕，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以景作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雍从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
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聘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寻进号冠军将军。阿那瑰之还国也，境上迁延，仍陈窘乏。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阿那瑰执孚过柔玄，奔于漠北。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乃令景出塞，经絺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进号征虏将军。
孝昌初，给事黄门侍郎，寻除左将军、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辞少卿不拜，改授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行台，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复，遣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景经洛纳，乃作铭焉。是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诏景诣军宣旨劳问。还，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b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贼之处，权发兵夫，随宜置戍，以为防遏。又以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今之三长，绵是豪门多丁为之，今求权发为兵。明帝皆从之。进号平北将军。别敕谭西至军都关，北从卢龙塞，据此二险，以杜贼出入之路。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悉令捍塞。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闰，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离、冗城、斛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二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降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玄四州行台。
贼既南出，钞略蓟城，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军败而死。率属城人御之，贼不敢逼。洛周还据上谷。授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乃遇连雨，贼众疲劳。景与都督于荣、制史王延年置兵栗国，邀其走路，大败之，斩曹纥真。洛周率众南趋范阳，景与延年及荣破之。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彪眼泉，禽斩之及溺死者甚众。后洛周南围范阳，城人翻降，执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寻为葛荣所吞，景又入荣。荣破，景得还朝。
永安初，诏复本官，兼黄门侍郎，又摄著作，固辞不就。二年，除中军将军，正黄门。先是参议《正光壬子历》，至是赐爵高阳子。元颢内逼，庄帝北巡，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乃安慰京师。颢入洛，景乃居本位。庄帝还宫，解黄门。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后以例追。永熙二年，监议事。
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太常方馁于柏谷耳。”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结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天平初迁鄴，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鄴。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诏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八年薨。
景善与人交，终始若一。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未曾见其矜吝之心。好饮酒，淡于荣利，自得怀抱，不事权门。性和厚恭慎。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鉴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性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地，岳峻川渟。谁共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征，物罔同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朽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雕。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天高。夫悔未结，谁肯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阙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昼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固，立名与天壤相弊。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绮阁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鉴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雕，功业进则身迹退。如此则精灵遂越，骄侈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故利欲诱其性，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显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虽縻爵帝局，焉得而宁之？虽结珮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节沉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已哉。呜呼鉴之！呜呼鉴之！
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长子昶，少学识，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参军。
论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过之。王肃流寓之士，见知一面，荣任赫然，寄同旧列，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之所致焉。刘芳矫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懋才流识学，见重于世，不虚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称，景以文义见宗，美乎。
部分译文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
他从小聪明，善于词辩，博览经史典籍，胸怀大志。入仕南齐，位至秘书丞。父亲王奂和他的弟兄都被齐武帝萧矦杀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王肃从建邺投奔北魏。孝文帝当时正在邺城，听说他到来的消息，衣服没有穿好就接见他，殷殷垂问。王肃言词敏捷恳切，彬彬有礼，孝文帝十分爱惜他。谈及治国的道理，他的见解完全符合孝文帝的心意，孝文帝将座位移向他的面前，说话时间很长，也不知道疲劳。王肃谈到萧齐危急败亡的征兆，认为可以乘机进攻。孝文帝听了，南图的想法更加坚定。对王肃器重礼遇，不断增加，就连亲贵旧臣也赶不上。孝文帝有时让左右的人退下，与王肃谈论到半夜也谈不完。王肃也竭尽忠心，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自己认为他就像孔明遇到刘玄德那样。不久，朝廷任他为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给开阳伯的爵位。他坚决辞掉伯的爵位，朝廷同意了。
朝廷命王肃讨伐南齐的义阳，让他招募勇壮兵丁作为心腹。如招募有功，加等奖赏；跟随王肃南征的，六品以下的官职由他先任用，再报闻朝廷；如果招抚南朝人，五品以下他可以先授予再上报朝廷。王肃到了义阳，不断打败敌军，朝廷授给他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的职衔。王肃善于交往，声望很高。不久，被征召进入朝廷，孝文帝亲手写诏书说“：见不到君子你，内心里就像醉酒一样恍惚不安，过一天有如三年一样漫长。我应该怎样慰劳你？在华林装饰好馆舍，擦干净座席等待你的到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能从汝坟那里归来呢？”
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因为久旱不雨，停止膳食。百官到朝廷问讯，孝文帝住在崇虚楼，派舍人问王肃百官的来意，王肃答道：“陛下停止膳食，已经三天，群臣心里很不安宁。我听说尧时洪涝，商汤时干旱，这是自然造成的。需要圣人拯救世道，不会因圣人招致灾难。所以，国家有九年的储备，就可以抗御九年的灾害。昨天夜晚四郊已经降雨，京城之内雨水较少。臣民们没有少吃一顿饭，而陛下您已经三天没吃一口饭，朝臣百姓人心惶惶，无地自容。”孝文帝派人对他说“：我虽然几天不吃饭，还没有什么感觉，这是我诚心未至的原因啊。我心志已定，死而后已。”这天，天降大雨。
因打败南齐将领裴叔业有功，朝廷授给他镇南将军的封号，加任都督四川诸军的职务，封为汝阳县子。王肃多次上表推辞，朝廷不允许。
孝文帝崩殂，遗下诏命，任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等人共同任宰辅，管理朝政。朝廷让他到鲁阳迎接孝文帝的灵柩。王肃到鲁阳，与元禧共同料理各种事务。从鲁阳到京城洛阳，沿途丧礼，都由他来定夺，勤勉忧劳，超过了皇亲旧戚。元禧兄弟几个都很钦佩他，上下同心协力，关系融洽。惟有任城王元澄认为他来自南齐，地位一下子超过了自己，常对别人说“：朝廷让王肃的地位超过我还可以。我的从叔广阳王，皇族宗室都很尊崇他，历任朝廷内外的要职，为什么让王肃的官职在他之上呢？”王肃听了，常常回避他。不久，被元澄弹劾，诬告他谋反，事情终被审理明白。
王肃奏报：“考绩要看才能突出，提拔要政绩显著。奖励光明，黜退幽暗，就在于此。对百官失察已有四年，请按朝廷旧例，考察他们能否胜任。”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南齐将领裴叔业献出寿春城，归顺北魏，朝廷命王肃为持节，统领江西各军军事，与彭城王元勰率领步兵十万奔赴寿春。南齐豫州刺史萧懿驻扎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扎合肥，准备夺回寿春。王肃挥军进攻，打败齐军。俘获李叔献，赶走萧懿。王肃回到洛阳，宣武帝在东堂接见并慰劳他，升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为昌国县侯。不久，又任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王肃多次到边境，尽心招抚齐将，远近的齐兵都心向往之，归附的人有如集市，很得人心。他清白廉洁，喜好施予，杜绝声色，始终节俭，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然而性情轻佻，常以功名自夸，庇护自己的缺点，称赞自己的功劳，很少推恩于部下。孝文帝也常常说到他这些缺点。
景明二年(501)，死在寿春，年仅三十八岁。
刘芳，字伯友，彭城丛亭里人，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晋时任司隶校尉。祖父刘该，刘宋时为青、徐二州的刺史。父亲刘邕，任宋的兖州长史。
刘芳的父亲刘邕因参与刘义宣的反叛，死在彭城。刘芳随伯母房氏逃到青州，被赦免。舅父元庆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的司马，被沈文秀杀害。刘芳母子入居梁邹城。慕容白曜领兵南讨青、齐，梁邹举城投降，刘芳又向北迁徙，成为平齐人，当时的年龄为十六岁。
后魏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来到京城，到李敷家求见，崔氏耻于刘芳的流离颠簸，拒不接见他。刘芳虽然处在穷困潦倒之中，而他的学业却固守正道。又聪敏过人，致力于古代典籍。白天卖字谋生，晚上诵读经书，彻夜不眠，以至于出现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的窘迫困境，而依然淡泊守志，不急于追逐功名利禄，不忧愤于贫寒卑贱，便著《穷通论》以自我安慰，他常常被和尚们雇佣抄写经卷，笔体称为上乘。每卷价值一匹细绢，每年能收入一百多匹，如此多年，颇依赖抄佛经有所积蓄，并借此与有道德学问的高僧交往。
当时，南方的和尚慧度因事被责罚，不久暴病身亡。刘芳因为知道这件事，因而被文明太后召入宫中，责打了一百鞭。太监李丰主理这件事的全过程，知道刘芳笃志苦学，颇有操行，告诉给了太后，太后对于责打刘芳心有惭愧。恰巧南齐使者刘缵到来，这是刘芳的本族兄弟，于是，朝廷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接待刘缵。又被授予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都为中书侍郎。不久，皇帝下诏命刘芳与邢产入宫教授皇太子学习经书，升任他为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他跟从圣驾到洛阳，在路途上以及回到京城，常常被皇上赐坐讲读经书。刘芳才思深沉敏捷，尤其精于经书要义；见闻广博，记忆惊人；又披览《苍雅》，更见长于音训，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分析，都准确无疑。因此，受到朝廷的礼遇一天比一天重，赏赐十分丰厚。不久，又兼任通直常侍，跟随圣驾南巡，负责记录皇帝活动的情况，很快就正式授职。
王肃来投奔北魏，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引起了朝野上下的瞩目。刘芳没有来得及和他见面。孝文帝曾在华林宴请群臣，王肃在谈话中说：“古代惟有妇女用簪插头发，男人则不用簪。”刘芳说：“根据《礼经》推究，古代男女都用簪。”王肃说“：《丧服》上称男子免冠而妇女用麻束发；丧事过后，男子戴帽子而妇女用簪。这样看来男子不应用簪。”刘芳说：“这是专门说的丧事呀。《礼经》说，刚遇到丧事，男子脱掉帽子，同时妇女用麻束发；丧事过后，男子戴上帽子，同时妇女用簪。说的都是情况变化，男人妇女采取脱帽、束发不同的方式，帽和簪不同罢了。另外，戴帽子庄重，所以超过了发簪，是相比较而说的，不是说男人不用发簪。再则，《礼经》《内则》篇说：‘子女侍奉父母，鸡刚叫，就起来给父母梳头，扎头，插上簪子。’照这种说法，男子用发簪是明白的事。”高祖听了，连连称赞他说得对。王肃也认为他的话很对，说：“这不是那个绰号叫刘石经的么？”过去汉代在太学内造三字石经，读书人文字拿不准，就到那里对正。刘芳对文字的读音和意义都辨析得很清楚，有疑难的人都向他请教，所以人们称他为刘石经。酒宴过后，刘芳和王肃一起出来。王肃拉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就留意于《三礼》，南朝的诸儒们多次一起讨论，都是持这种看法，像我前面说的那样。现在听了您的阐释，顿时消除了我平时的疑惑。”刘芳对经书精深丰富含义的理解，都有类于此。
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经朝歌，看到殷时比干的墓，悲怆痛惜，写祭文悼念。刘芳为孝文帝的祭文详加注解，写成表文呈上，文帝下诏说：“读了你的注解，内容十分富厚渊博。文章虽不同于屈原、宋玉，但内容却使张衡、贾谊惭愧。既然文雅精致，可以付印并收入书中。”下诏认为刘芳经学博洽精深，破格提拔为国子监祭酒。因母亲去世而辞去官职。
文帝征讨宛和邓，起用刘芳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随太尉、咸阳王元禧进攻南阳。齐将裴叔业进犯徐州，在战场上的人颇有些想去归顺齐军。孝文帝十分忧虑，任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主持徐州事务。后来又兼任侍中，跟随大军征讨马圈。孝文帝在行宫驾崩，等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刘芳亲手给他戴上丧帽。孝文帝的入殓，以及启告祖先、选择陵寝地点、祭奠礼节，丧事从始到末，都由刘芳制定。咸阳王元禧等人尊奉孝文帝的遗命，让刘芳入宫教授宣武帝经书。南徐州刺史沈陵反叛，徐州发生水灾，都是派刘芳去抚慰和赈恤。
不久，朝廷授他为侍中，祭酒、中正的官职依然和过去一样。刘芳上表说：
“凡是为国家着想的人，没有不崇尚儒学，尊奉圣道，把学校放在首位的。唐尧虞舜以前，没有典籍可作依据；周朝以来，当教师的都居住在武门。蔡氏在《劝学篇》中说：‘周代的老师居住在武门的左侧。’今天的祭酒一职则为周代的老师。《洛阳记》中说‘：国子监的校舍就在天子住的皇宫对面，太学设在开阳门外。’根据《学记》记载‘：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亲近百姓，首在教育。’郑玄注释说：在内城则聘请老师担任抚养和教育的任务，为了使公卿大臣的子弟能得以学习；外城则设有太学，配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据此看来，国学在内城，太学在外城，是很清楚的了。我认为现在既然将县治迁移至嵩山鏶水，皇城建在伊水洛河之间，皇宫政府，庵观寺院，都应恢复原来的旧址。至于国学，难道能使位置错乱？探究一下过去的情况，位置应在宫门的左侧。至于太学，原来的基础仍然存在，照旧建筑就行了。
“另外，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曾下诏设立四门博士，在京城四门设立学校。我认为，自周朝以上，学校只有两处，或者在东面，或者在西面；或者在城内，或者在城外。到了周朝，学校一般有六处：老师居住内城，太学设在城内，四所较小学校设在郊外。《礼记》上说‘：周人赡养退职的老人在学校里面，学校设在都城的四郊。’《礼记》上还有记载‘：天子设立四学，太子年少就应入学读书。’注释说：‘四学，周代四郊的学校啊。’《大戴》《保傅篇》说：‘天子入东郊的学校读书，懂得亲近百姓要用仁爱；天子入南郊学校读书，懂得上下之间要讲信用；天子入西郊学校读书，懂得选用人才贵在道德；天子入北郊学校读书，懂得笼络贵族要用官爵；天子入太学读书，向老师请教治国之道。’周代的五所学校，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据郑玄注释的《学记》上说，周代则有六所学校，郑玄的注释说：‘宫内备有老师，使皇族和公卿士大夫的子弟求学；外面则设有太学，安排有管理学校的官员。’这就是证明。汉、魏以来，不再在四郊设立学校。谨根据前代的规矩，将学校设立在都城的四门。依照王肃的注释说‘：天子在四郊设立学校，距都城五十里。’郑玄的注释，却不说远近。现在遗留下来的太学的旧址，占地宽广。四郊的学校另有校舍，与太学相距甚远，检查督促起来十分不便。考虑太学和四门设立的学校，仍过于空旷，以我的愚见，合并在一起也没有妨碍。况且现在的典章制度，大多遵循古代各朝，不知道四学的设置应不应该完全遵循古代？希望能召集负责儒学和礼仪的官员讨论一下它们所应该在的位置。”
他出任青州刺史，为政懦弱迂缓，不能禁止奸淫偷盗；然而，却清廉寡欲，不屈服于公私势力的压力。回到朝廷，讨论制定法律制度，刘芳参酌古今情况，成为制定律令的骨干。其中很多条款的增删，大多是刘芳的意见。宣武帝因为朝廷礼仪中缺漏很多，这一切制度也都委托刘芳去修正。所以，朝廷中的婚丧嫁娶一类的大事，都向刘芳咨询访问。
转为太常卿。刘芳因为设置的皇帝迎接节气的五处郊社与日月的位置，距离都城的里数，与《礼经》记载不同；另外，对主稼穑的灵星和建立政权，制定了典章制度的周公的祭祀，不应该放在太常寺。便上奏说：
“我听说国家大事，莫过于在郊外祭祀天地，在郊外祭祀的根本，其实在于审定位置。我没读完所有的经书，不能博通今古，难道能向您推荐无知妄说，任意陈奏个人的偏见？我私下认为，设置的坛祠，位置的远近，据典章制度考察，或许未必恰当，既然是我的职责所在，请允许我陈说自己肤浅的见解。
“《孟春令》上说：‘这个数字是八。’又说‘：迎春在东郊举行。’卢植说‘：东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贾逵说：‘东郊，祭祀木帝太昊，距城八里。’许慎说：‘东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郑玄《〈孟春令〉注》中说‘：天子坐在明堂内。’《礼经》上说‘：天子出城十五里去迎接新年。这大概是殷商时的礼节。周代的礼节，近郊共有五十里。’郑玄在其他注释中说：‘东郊距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迎接春神的到来，是在离城八里的郊外。’王肃说‘：东郊距城八里，是凭借木的运数。’这都是说迎春郊祭在城外八里的明确证据。《孟夏令》上说：‘这个数字是七。’又说‘：在南郊迎接夏神的到来。’卢植说：‘南郊，是距城七里的郊外。’贾逵说‘：南郊，由火帝主宰，距城七里。’许慎说‘：南郊，是指距城七里之外的地方。’郑玄说‘：南郊距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社，是距都城七里的郊外。’王肃说：‘南郊距都城七里，是凭借火的数运。’这又是南郊的距城七里的确凿证据。《中央令》中‘这个数字是五。’卢植解释说：‘中郊，是距城五里的郊外。’贾逵说‘：中间的祭坛是祭祀黄帝位置，加上南郊，所以说祭祀五帝在四处郊外进行。’郑玄解释说‘：中郊，在于城西南的未地，距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的距都城五里的证据。《孟秋令》上说‘：这个数字是九。’又说‘：迎接秋神在西郊。’卢植解释说‘：西郊，在距城九里的郊外。’贾逵说：‘西郊，是祭祀金帝少昊，距都城九里。’许慎说：‘西郊，在距离都城九里的郊外。’郑玄说‘：西郊距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是距都城九里的郊外。’王肃说‘：西郊距都城九里，是凭借金的运数。’这些又都是说西郊距都城九里的真实证据。《孟冬令》上说：‘这个数字是六。’又说：‘迎冬神在北郊进行。’卢植解释说：‘北郊，是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贾逵说：‘北郊，专门祭祀水帝颛顼，距都城六里。’许慎说：‘北郊，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郑玄说：‘北郊距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是距都城六里的郊外。’王肃说：‘北郊距城六里，是凭借水的运数。’这些都是北郊距都城六里的真实证据。宋氏的《〈含文嘉〉注》说：‘《周礼》规定，王畿内千里之地分成二十份，其中一份的数字就是近郊。近郊距都城五十里，多一倍就为远郊。迎接天子的瑞气都在近郊。汉代不设王畿，则以它的方位数为郊祭的位置。所以，东郊距城八里，南郊距城七里，西郊距城九里，北郊距城六里，中郊在城西南的未地五里。’《祭祀志》上说‘：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设郊坛祭祀。参照西汉孝平帝元始年间的旧例，北郊坛设在洛阳城北四里的地方。’这又是汉代南、北祭位置的确凿证据。现在地址一定在这些地方。至于郊祭距城三十里的说法，既与郑玄援引的商、周两代郊祭位置的依据相违背，又与汉、魏两代成例相抵触。凡是都城以外的地方都叫郊区。现在计算四郊的范围各以四座城门的位置为起点，里程依据以上所说。
“《礼经》上说，朝拜太阳和月亮都在东门和西门外。现在祭日坛和祭月坛的位置，距都城的东部和西部，各有三十里路，我认为这未必实在。《礼经》又说：‘祭太阳在坛上，祭月亮在坑穴内。’现在，营造一如过去。《礼仪志》上说：‘建造高..祠在城市的南面。’不说具体的里数，所以，今天仍按过去的规定。
“祭祀主稼穑的灵星本来不是礼仪规定的事，从汉初开始，专门有祈田的活动，都由郡县进行。《郊祀志》上说：‘汉高祖五年，颁布诏书，书于史册，让天下建立灵星祠，祭品用牛、羊、猪，县和邑的令和长亲自到祠堂祭祀。’《晋祠令》上说‘：郡、县、国三级建社稷祠和先农祠，县一级再建灵星祠。’这些都是灵星祠建立在全国所有县的确凿证据。祭祀周公的庙宇所以特别在洛阳的原因，是因为他建成了洛邑城，所以在洛阳城世代不断受到隆重的祀典，人们借此表彰他的功勋。伯夷和叔齐的庙宇，世世代代成为洛阳城内的神祠。现在一起移至太常寺，恐怕违背了原来建祠的本意。天下这类事情很多，都应当命各郡县修理，好让众人祈祷求福。我私下认为太常寺所负责的郊坛庙宇自然有一定的规定，不宜随意掺杂个人意见。如果轻率地妄加营造，则不免会祠宇太多、祭礼过滥。周公祠和伯夷叔齐祠究竟设在太常寺，还是设在洛阳城内，最关联国家一体的大事，然而贵在考察它们的根本。
“我以庸陋低下的才能，错误地占有现在的职位，检括考证了过去的典章制度，广泛地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既然没有异端邪说，认为勉强可以作为实行的依据。现在正值隆冬，公务较少，田野罄尽，农夫闲暇，迁移郊外祭坛，较为方便。”
朝廷下诏说“：所上奏议都有明确的依据，但是，前朝设置已经很久，可仍按旧制。”
原先孝文帝在代都命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王秀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钟磐和金、石、丝、竹等一类的乐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便上书请求让尚书仆射高肇和他共同管理这件事。宣武帝下诏让刘芳和他们共同主理。刘芳上表说，礼乐事关国家大事，不能擅行决断。如果不是博采公卿大臣的意见，广泛征集高才博学的读书人的建议，讨论其中的得与失，明辨是与非，就无法写进典籍，成为不朽的范式。建议被朝廷采纳，数旬之间，朝臣多次议论。当时公卿大臣都认为公孙崇专门负责礼乐已经很久，不应该有谬误，所以都一言不发。刘芳便引经据典，搜求过去的文献，与公孙崇互相质疑问难，持论都有确凿证据，认为长短优劣，各有差别，不符合范例。公孙崇虽然应酬解答，但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自己不能明白。尚书将事情奏给宣武帝，便下诏委任刘芳另外考证制度。于是，学者们全都向他归服膜拜。
刘芳因祭祀土地和谷物的祠庙内没有种树，又上疏说：
“按照《合朔仪》的注释：太阳如有变化，就用红色丝线结成绳子，在神社中的树上缠绕三圈。而现在神社内没有种树。另外，《周礼》中说大司徒的职责是：建造社稷内祭坛四周的矮墙，并立上田祖的神位，各用神社内种植的树木去做。郑玄解释说：‘做神位合适的树木，比如松、柏、栗一类。’这便是一个证明。再据《小司徒》《封人》篇谈封人的职责说‘：负责掌管设立君主祭坛四周的围墙，并装上门、栽上树。’郑玄注释说：‘这里不谈祭谷神的稷的原因，是因为天子在社内主持对土地神的祭祀，祭谷神的稷，是祭土地神社的分支。’这又是一个证明。另外，《论语》上说：‘哀公向宰我询问有关土地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后氏在社内种植松树，殷商时的人种植柏树，周代的人种植栗树。’这是根据土地情况确定的，因而，又是第三个证明。再则，《白武通》上说：‘社和稷内之所以要种植树木，为什么呢？是为了尊奉它，让人能看见它，使人一看就尊敬它，又能表彰土地神和谷神的功勋。’根据这种说法只可以解释在社与稷内种树的，却不谈种树与不种树，这是第四个证明。这里说的‘社、稷中为何有树’，然而，祭祀谷神的祠宇中有树是很明白的事。另外，《五经通义》上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其中的规定如何？’回答说‘：都只有围墙而无房屋，中间栽上树木。有树木的原因，是说土上能生长万物，万物没有超出树木的，所以种植树木啊。’这是第五个证明。这些告诫足可以解释社稷中种树的原因。此外，《五经要义》还说‘：祭祀土地神的社中一定栽种树木。’《周礼》中《司徒》篇解释司徒的职责说：‘将树分发给各社栽种，各在那里的土地上生长。’《尚书》《逸篇》说‘：太社内只种松树，东社内只种柏树，南社内只种梓树，西社内只种栗树，北社内只种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明。”这又是太社以及四方的社中种树有区别的证明。再看各家画的《礼图》，社稷图中都画有树，惟有诫社和诫稷中没有树，这又是第七个证明。
“虽然辨清了社稷中有树木的依据，但是，还没有弄清楚栽种的是什么树木。据《论语》中说：‘夏后氏种的松树，殷人种的柏树，周人种的栗树。’可见各代都不相同。而《尚书》《逸篇》中却说‘：太社内种的只有松树。’这样看来，同一朝内建立的社也各不相同啊。我认为应该栽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逸书》上说：‘太社内只种植松树。’现在种植松树，不考虑会违背成礼。惟有祭祀谷神的稷中种什么树找不到现成的依据。稷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能离开松树吧。”
宣武帝听从了刘芳的意见。
刘芳沉毅静雅，端方正直，节操高洁，对于经典及阐释经典的著作大部分都很精通，孝文帝对他尤为器重，动辄向他询问。太子元恂住在东宫，孝文帝想为他聘纳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女儿的年龄相貌都不相宜而拒绝，孝文帝叹服他的谦虚谨慎。孝文帝让刘芳举荐他们宗室的女儿，刘芳举荐他的同族兄弟之子刘长文的女儿，孝文帝为元恂聘定了她，与郑懿的女儿为左右两位王妃。
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