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下
沈重樊深熊安生乐逊黎景熙冀俊赵文深辛彦之何妥萧该包恺房晖远马光刘焯刘炫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吴兴武康人也。性聪悟，弱岁而孤，居丧合礼。及长，专心儒学，从师不远千里。遂博览群书，尤明《诗》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重补国子助教。后除《五经》博士。梁元帝之在籓也，甚叹异之。及即位，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
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萧察，累迁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察又令重于合欢殿讲《周礼》。武帝以重经明行修，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致书礼聘，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建德末，表请还梁，武帝优诏不许。重固请，乃许。为遣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之。梁主萧岿拜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来朝京师。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萧子宝祭以少牢，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著《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乐猗氏人也。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河西，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中，随军征讨，以功累迁中散大夫。尝读书，见吾丘子，遂归侍养。
孝武西迁，樊王二姓举义，为魏所诛。深父保周、叔父欢周并被害。深因避难，坠崖伤足，绝食再宿。于后遇得一箪饼，欲食之，然念继母老痺，或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觅，母得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后为人所告，囚送河东。属东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隐。周文平河东，赠保周南郢州刺史，欢周仪同三司。深归葬其父，负土成坟。
寻而于谨引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损折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天平二年，迁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诏许之。朝廷有疑议，常召问焉。后以疾卒。
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仓》、《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三卷。子义纲。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也。少好学，励精不倦。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虬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还，具言之于武帝，帝大钦重之。
及入鄴，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人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镮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安生既学为儒宗，尝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并行于世。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蹑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
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从徐遵明于赵、魏间，受《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寻而山东寇乱，学者散逸，逊于扰扰之中，犹志道不倦。大统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周文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人之才。弼请留不遣。魏废帝二年，周文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讲《孝经》、《论语》、《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周闵帝践阼，以逊有理务材，除秋官府上士，转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俭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礼。逊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及卫公直镇蒲州，逊为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选举。其四，重战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训导有方，频加赏赐，迁遂伯中大夫。五年，诏鲁公赟、毕公贤等，俱以束脩之礼，同受业焉。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举逊以贤良。五年，逊以年在悬车，上表致仕，优诏不许。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人多蛮左，未习儒风。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秩满还朝，拜皇太子谏议，复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进爵崇业郡公，又为露门博士。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为汾阴郡守。逊以老病固辞，诏许之，乃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为荣。隋开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赠本官，加蒲、陕二州刺史。
逊性柔谨，寡交游，立身以忠信为本。不自矜尚。每在众言论，未尝为人之先，学者以此称之。所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辞理并可观。
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学显。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郑人，少以孝行闻于世。曾祖嶷，魏太武时，以军功赐爵容城县男，后为燕郡守。祖镇、父琼，并袭爵。季明少好读书，性强记默识，而无应对之能。其从祖广，太武时尚书郎，善古学。常从吏部尚书清河崔宏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又好玄象，颇知术数，而落魄不事生业。有书千余卷。虽穷居独处，不以饥寒易操。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劝令入仕，始为威烈将军。孝武西迁，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从军，稍迁黎阳郡守。季明从至悬瓠，察景终不足恃，遂去之。客于颍川。时王思政镇颍川，累使召季明，留于内馆。月余，周文又征之，遂入关。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大统末，拜著作佐郎。于时伦辈，皆位兼常伯，车服华盛，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而无愧色。又勤于所职，著述不怠。然性尤专固，不合于时，是以一为史官，遂十年不调。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营宫室。春夏大旱，诏公卿百僚，极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臣闻成汤遭旱，以六事自陈。宣王太甚，而圭璧斯竭。岂非远虑元元，俯哀黎庶。今农要之月，时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怀渴仰。陛下垂情万类，子爱群生，觐礼百神，犹未丰洽。岂或作事不节，有违时令，举措失中，当邀斯旱。
《春秋》，君举必书，动为典礼。水旱阴阳，莫不应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劳人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涧水绝，《五行传》以为先是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人兴役，天辄应之以异。典籍作诫，倘或可思，上天谴告，改之则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谴，庶灵泽时降，嘉谷有时，则年登可觊，子来非晚。《诗》云：“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恐极阳生阴，秋多雨水，年复不登，人将无觊。如又荐饥，为虑更甚。
时豪富之家，竞为奢丽。季明又上书曰：
臣闻宽大所以兼覆，慈爱所以怀众。故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四时著其寒暑者，庶类资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宽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招摇东指，天下识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怀其惠。伏惟陛下，资乾御宇，品物咸亨，时乘六龙，自强不息，好问受规，天下幸甚。
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广延博访，询采皞荛，置鼓树木，以求其过。顷者亢旱逾时，人怀望岁，陛下爰发明诏，广求六瘼，同禹、汤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应时，年谷斯稔。克己节用，慕质去华，此则尚矣。然而硃紫仍耀于衢路，绮縠犹侈于豪富，短褐未充于细人，糟糠未厌于编户。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虽导之以礼，齐之以刑，风俗固难以一矣。昔汉文帝集上书之囊，以作帷帐；惜十家之产，不造露台。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尝不如婢隶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国富刑清，庙称太宗，良有以也。臣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乱之后，贞信未兴。宜先尊五美，屏四恶，革浮华之俗，抑流竞之风，察鸿都之小艺，焚雉头之异服，无益之货勿重于时，亏德之器勿陈于侧，则人知德矣。
臣又闻之，为政之要，在于选举。若差之毫厘，则有千里之失；后来居上，则致积薪之讥。是以古之善为政者，贯鱼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爱。简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当其用，六辔既调，坐致千里。虞舜选众，不仁者远，则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
帝览而嘉之。
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帝王所宝，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陈，特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以疾卒。
又周文初，属天下分崩，时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至若冀俊、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于世，并见收用。
冀俊，字僧俊，太原阳邑人也。性沈谨，善隶书，特工模写。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岳被害，周文引为记室。时周文志平侯莫陈悦，乃令俊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周文讨悦。俊寻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周文大悦。费也头见敕，不以为疑，遂遣兵受周文节度。大统初，封长安县男，从征弘农，战于沙苑，进爵为子。累迁襄乐郡守。寻征还，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俊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除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累迁湖州刺史。静退，每以清约自处。前后所历，颇有声称。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进爵为昌乐侯，卒。
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仕魏，为尚药典御。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后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大统十二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文帝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及，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书影覆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察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郡守。文深虽居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补，周渭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文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掌仪制。历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时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谏，由是忤旨，免官。
隋文帝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开府。历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帝尝令彦之与沈重论议，重不能抗，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帝大悦。后除随州刺史。时州牧多贡珍玩，惟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类。上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谥曰宣。
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耍》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子孝舒、仲龛，并早有令誉。
何妥，字栖风，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伎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翙，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翙。”其见美如此。
江陵平，入周，仕为太学博士。宣帝初立五后，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男。文帝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妥姓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经国，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上八事以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枉则人服，举枉错直则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访察，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颠沛致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其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载不成；赵翊尺秤，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兰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职，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二年，威定考文学，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于是与威有隙。
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破，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
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韶》乐传于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晋、魏，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以是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反，问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鞸》、《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历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又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
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帝下其议，群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
撰《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于时学士之自江南来者，萧该、包恺并知名。
萧该，兰陵人。梁鄱阳王恢之孙，少封攸侯。荆州平，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包恺，字和乐，东海人。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及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是《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远近聚徒教授者数千人。卒，门人起坟立碣焉。
房晖远，字崇儒，恆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恆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隋文帝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迁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后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文帝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帝大悦。仁寿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赗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
隋开皇初，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仕荣、张买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仕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竟坐诛。孔笼、张买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亡。唯光独存。
尝因释奠，帝亲幸国子学，王公已下毕集，光升坐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辩，而《礼》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后数年，丁母忧归乡里，以疾卒于家。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沉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尝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
隋开皇中，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坐，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
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脩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
废主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共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品卑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卒，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圆，右画方，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所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召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
隋开皇中，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诏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仗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及秀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令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令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人道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
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帝不纳。时国家殷盛，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时，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禀，皆发于炫。弘尝问炫：“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虑勘覆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烦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时盗贼峰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声闻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通人马相如">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徽美，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进，贻笑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之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捶挞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多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性本愚蔽，家业贫窭，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
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
以此庸虚，屡动宸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镳骥騄，比翼鹓鸿，整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
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事为贵。其幸四也。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骋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事业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贼盗。哀炫穷乏，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下城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官。县官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竞，颇好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宦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所著文集，并行于世。
时儒学之士，又有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并知名。
褚晖，字高明，吴郡人。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徵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晖辩博，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疏一百卷。
顾彪，字仲文，余杭人。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行于世。
鲁世达，余杭人。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张冲，字叔玄，吴郡人。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学，博览群言，遍习《五经》，颇有文翰。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不免输税，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
窃以毒螫絪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戚。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缄脣，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涸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绵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跌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燕之云梯，则必悬于乔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
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慈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倾对。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硃所未见。久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
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资，憎耳目之明，无首足之戚，惮而不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倘病未及死，狂还克念，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托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玷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
弘亦知其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注《尚书》及《诗》，遭乱零落。
论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惟学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咸稽古之力也。然远惟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见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至若刘焯，德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一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离骚其文，尚何救也！
部分译文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自幼喜爱学习，振奋精神，不知疲倦。跟随陈达学习《三传》，跟随房箈学习《周礼》，侍奉徐遵明，认真学习了一年，后来又跟李宝鼎学习《礼》，于是博览通晓《五经》。然而，熊安生专门传授《三礼》，从远方来的学生有一千多人。探讨谶纬之学，搜集新奇的学说，先前的儒生没有明白的东西，都加以阐发说明。齐武成帝河清年间，阳休之特意奏请熊安生为国子博士。
当时，北周《周礼》已经流行，自公卿以下，大都学习《周礼》，有过去留下的疑问和大的滞碍几十条，人们都不能详加辨明。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周朝和齐朝互通友好，兵部尹公正出使齐朝，和齐人谈到《周礼》，齐人不能回答，就让熊安生到宾馆，和尹公正交谈。尹公正能言善辩，熊安生说到他不知道的，就撮取关键的问题突然向熊安生发问。熊安生说“：《礼》的道理弘大深奥，自然有其顺序，一定想要升堂入室看到其精奥，难道宁可打乱其先后顺序吗？只要能够留意，我会为您按次序陈说它。”尹公正于是向熊安生询问有疑问的问题，熊安生都一一讲解，探究其根本。尹公正非常佩服，回国后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周武帝，周武帝十分钦敬看重熊安生。
进入邺都之后，熊安生急忙令人打扫门庭。家里的人奇怪地问他，熊安生说“：周武帝重视道术，尊重儒生，必定会来见我。”不一会儿，周武帝临幸其宅第，诏令不用下拜，亲自拉着他的手，领着他一同坐下。周武帝对他说“：朕没有能够罢却战争，因此感到惭愧。”熊安生说：“黄帝尚且有阪泉之战，何况陛下恭敬地代行上天的惩罚呢？”周武帝又说“：齐朝赋税劳役繁重，耗尽了百姓的财力，朕救齐朝百姓于水火，想革除其弊政，准备将府库和三台的杂物分散给百姓，公以为怎么样？”熊安生说：“当初，武王战胜商纣，分发鹿台的财物，发放巨桥的谷物。陛下这个诏令，时代不同，美善是相同的。”周武帝又说：“朕和武王相比怎么样？”熊安生说：“武王讨伐商纣，把纣王之首悬挂在白旗杆上，陛下平定齐国，不战而获胜利，以我的愚见，陛下的谋略为优。”周武帝非常高兴，赐给熊安生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院一所，并赐给象牙手板和九环金带，赏赐的其他物品和上面那些差不多。又诏令所司给熊安生安车驷马，令其随从车驾入朝，并敕令所在之地供给所需之物。至了京城，奉命在大乘佛寺参与讨论五礼。周武帝宣政元年(578)，熊安生任露门博士、下大夫，这时熊安生已八十多岁。不久就退休了，死在家中。
熊安生的学问既然为儒生尊崇，曾经跟他学习和在他之后享有高名的人，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都是他的学生。熊安生撰著有《周礼义疏》三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都流传于世。
熊安生和同郡人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人为北朝儒学的创始人。宗道晖喜欢戴高翅帽，穿大木板鞋，州中将官刚到任，宗道晖就戴着高翅帽，穿着大木板鞋去拜见，仰着头，抬着胳膊肘，在大木板鞋上叩拜，自称学士等同于三公。后来，齐任城王高氵皆鞭打宗道晖，宗道晖慢慢地呼喊安伟，安伟出来后，对人说“：我挨鞭子，不失汉之礼仪。”宗道晖又穿上大木板鞋离开了。冀州人为他们几个人编了几句顺口溜：“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称之为四大。显公是僧人，宋公是安德太守，洛姬是一个妇女。
熊安生在山东时，年年到处讲学，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有人诳他说：“某村有一古墓，是晋河南将军熊光的墓，距现在已七十二世了。原来有墓碑，被村里的人埋藏起来了。”熊安生掘地寻找墓碑，没有找到，因而引起连年不断的官司。冀州长史郑大灌判决道“：距今七十二世，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朝没有这样的官名。诉讼不符合道理和记载。”熊安生率领族人对着墓冢大哭。将要通报姓名，见到徐之才与和士开二人相对而坐，因徐之才名讳为“雄”和士开名讳为“安”，就自称“触触生”，众人都哂笑他。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莫阝人。少年时因孝顺而闻名于世。曾祖黎嶷，北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赠爵容城县男，后为燕君郡太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世袭封爵。
黎季明小时候喜欢读书，生性记忆力强，有默默记忆的才能，而没有应酬对答之才。他的从祖父黎广，太武帝时任尚书郎，擅长古代之学。曾经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字义，又跟从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自此以后家传其学。季明也学习字义、楷书和篆书，与许慎有很多不同。又爱好天象，对术数很是通晓，但穷困失意，不从事谋生之业。有书一千多卷。虽然穷困独自居处，却不因生活所迫改变节操。和范阳人卢道源是心意相投感情深厚的朋友。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卢道源劝说他出去做官，才做了个威烈将军。北魏孝武帝西迁，季明就寄居在伊洛。侯景夺取河南之地，召季明到军队中，稍后改任黎阳郡太守。季明跟随侯景到了悬瓠，发现侯景最终不足以依恃，就离开了他，寄居在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人召见季明，留在内馆。过了一个多月，周文帝又征召他，就进了关中。周文帝就令季明在东阁订正确定古今的文字。西魏文帝大统末年，授著作郎之职。当时和他同辈的人，都官位兼任侍中，车马服饰华丽丰盛，只有季明一人居于贫贱之位，而没有惭愧的表情。季明对其职守又很勤奋，撰著不懈怠。然而性格特别固执，不合时宜，因此一做史官，就十年不调任。周明帝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
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大造宫殿，春夏二季大旱，诏令公卿和文武百官，尽力上言朝政得失。季明上秘密奏章道：“臣听说成汤时遭受旱灾，让六卿自己陈述得失。周宣王非常过分，宝玉都用尽了。难道不是为百姓作长远的考虑，俯首哀叹百姓不幸吗？如今正是农事的关键月份，季节雨都延误过去了，普天下百姓的心里，都渴望下雨。陛下关心普天下的事物，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众人，敬重礼遇各种神灵，尚且不能丰收谐和。难道是有的事情没有节制，违背了时节，举动失去折中，而导致这场旱灾吗？
“《春秋》中说，君主举动必定要记录下来，行动要成为典范礼仪。水旱阴阳，没有不应君主的行动而至的。孔子说：‘言语行动，是有道德的人感动天地的原因，能够不慎重吗？’《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天不降雨。《五行传》认为这一年中三次修筑高台，奢侈浮华，不体恤百姓。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以为这时修建南门，让百姓辛劳，大兴劳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大旱，江河中的水减少，溪水和山涧中的水断绝。《五行传》认为是在这之前出动十四万六千人修建长安城造成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出动天下原有的官吏，凿通昆明池。这样说的话，建筑工程一类的事情，一劳动人力役，上天就有奇异之事来相应。典章经籍作为警示，如果或许可以引起深思的话，上天的责备告示，改正过来就好了。如今如果停止百姓的劳役，来报答上天的责备，或许天降甘霖，好的庄稼有机会生长，那么，丰收的年成就可以期望了，百姓的到来就不会迟了。《》说：‘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许恐怕阳气太盛而生阴，秋天雨水多起来，年成再不丰收，人们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又加饥荒，可忧虑的就更多了。”
当时，豪强富贵人家，都争相攀比奢侈华丽。季明又上书说：
“臣听说宽大是为了广为覆盖，慈爱是为了关怀众人。所以，说天高地厚，是因为万物都能得到天地的包容养育；四季显示出寒冷暑热，是因为各种事物都能从四季的忠实诚信中得到帮助。因此，帝王的宽容大度像天地一样，忠实诚信像四季一样。招摇星指向东方，天下的人都知道春天来了；君主布施恩德，普天下的人都怀念其恩惠。希望陛下借助上天统御天下，各种事物都能亨通，乘驭六龙，自强不息，喜爱问询，接受规范，天下的百姓就十分幸运了。
“自古以来，最具德行的君主，也都广泛请求，到处询访，询问打柴草的人，把鼓挂在树干上，以征求过失。前不久，大旱超过了时节，百姓渴望收成，陛下于是发布圣明的诏令，广泛搜求百姓的六种疾苦，象禹、汤那样归罪自己，推崇宋景坚守正直，及时雨顺应时节，年成因此而获得丰收。约束自己，节俭用品，仰慕质朴，去除浮华，这样就高尚了。然而，高官仍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炫耀，丝罗尚且充斥于豪强富贵之家，小小老百姓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编入户籍的平民连糟糠都吃不饱。这就是劝说引导的道理，有些没能周遍的缘故。如今，即使用礼仪引导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风俗也很难一致了。当初，汉文帝收集上书用的书袋，用来作帐子；爱惜十户人家的物产，不建造露台；后宫中的佳丽，穿的衣服不及地，和今天富贵之家的服饰相比，还不如婢女奴隶的衣服。然而，汉文帝自身为属下作出表率，国家富足，刑罚清正，庙号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义，天下就能教化成功。如今承继魏朝衰败战乱之后，忠贞诚信没有兴起。应该先尊崇五美，屏除四恶，革除浮华的世俗，抑制竞相斗富的世风，察纠鸿都之中的雕虫小技，焚毁野鸡头之类的奇装异服，没有益处的货物不要在当时推重，有损德行的器物不要放置在身旁，这样，人们就知道陛下的德行了。
“臣又听说，从事政治的关键，在于选拔举荐。如果有毫厘的差误，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后来的人居于上位，就会导致堆积薪柴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从事政治的人，用人像游鱼一样一个一个地按照次序，任用必定要根据能力。在朝中赐爵给人，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分别才能而授予官职，根据才能而加以任用。授官适合其才，任命正当其用，六辔既已调和，就可全不费力地而致千里之远。虞、舜选拔众人，不仁义的人就让他远远地走开，则各种事情就安康了，百姓就明白他们的教化了。
周武帝看后，嘉奖黎季明。
当时，外史的官署屡屡迁移，没有固定的处所。季明又上言道：“外史的职守，就是汉朝的东观，是帝王珍重的，这就是外史的职责所在。自魏朝到周朝，公馆没有设立，臣虽然愚鲁暗昧，尚且知道这样不对。因此，去年十一月间，敢于冒昧陈奏，陛下特意颁下旨意，当即命令修建外史官署。很快过了一年，不知道功效如何。臣常常思虑这件忧患。怎敢不再次请求。”周文帝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官署就建造起来了。天和二年(567)，黎季明晋升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病死。
另外，周文帝初年，适逢天下分崩离析，当时，有学问道术的人很少。所以，孤陋寡闻和有小技的人，都被引荐任用。至于像冀俊、赵文深一类的人，虽然才能有愧于前人，而声名显于当世，都受到任用。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莫阝人。少年时因孝顺而闻名于世。曾祖黎嶷，北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赠爵容城县男，后为燕君郡太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世袭封爵。
黎季明小时候喜欢读书，生性记忆力强，有默默记忆的才能，而没有应酬对答之才。他的从祖父黎广，太武帝时任尚书郎，擅长古代之学。曾经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字义，又跟从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自此以后家传其学。季明也学习字义、楷书和篆书，与许慎有很多不同。又爱好天象，对术数很是通晓，但穷困失意，不从事谋生之业。有书一千多卷。虽然穷困独自居处，却不因生活所迫改变节操。和范阳人卢道源是心意相投感情深厚的朋友。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卢道源劝说他出去做官，才做了个威烈将军。北魏孝武帝西迁，季明就寄居在伊洛。侯景夺取河南之地，召季明到军队中，稍后改任黎阳郡太守。季明跟随侯景到了悬瓠，发现侯景最终不足以依恃，就离开了他，寄居在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人召见季明，留在内馆。过了一个多月，周文帝又征召他，就进了关中。周文帝就令季明在东阁订正确定古今的文字。西魏文帝大统末年，授著作郎之职。当时和他同辈的人，都官位兼任侍中，车马服饰华丽丰盛，只有季明一人居于贫贱之位，而没有惭愧的表情。季明对其职守又很勤奋，撰著不懈怠。然而性格特别固执，不合时宜，因此一做史官，就十年不调任。周明帝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
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大造宫殿，春夏二季大旱，诏令公卿和文武百官，尽力上言朝政得失。季明上秘密奏章道：“臣听说成汤时遭受旱灾，让六卿自己陈述得失。周宣王非常过分，宝玉都用尽了。难道不是为百姓作长远的考虑，俯首哀叹百姓不幸吗？如今正是农事的关键月份，季节雨都延误过去了，普天下百姓的心里，都渴望下雨。陛下关心普天下的事物，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众人，敬重礼遇各种神灵，尚且不能丰收谐和。难道是有的事情没有节制，违背了时节，举动失去折中，而导致这场旱灾吗？
“《春秋》中说，君主举动必定要记录下来，行动要成为典范礼仪。水旱阴阳，没有不应君主的行动而至的。孔子说：‘言语行动，是有道德的人感动天地的原因，能够不慎重吗？’《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天不降雨。《五行传》认为这一年中三次修筑高台，奢侈浮华，不体恤百姓。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以为这时修建南门，让百姓辛劳，大兴劳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大旱，江河中的水减少，溪水和山涧中的水断绝。《五行传》认为是在这之前出动十四万六千人修建长安城造成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出动天下原有的官吏，凿通昆明池。这样说的话，建筑工程一类的事情，一劳动人力役，上天就有奇异之事来相应。典章经籍作为警示，如果或许可以引起深思的话，上天的责备告示，改正过来就好了。如今如果停止百姓的劳役，来报答上天的责备，或许天降甘霖，好的庄稼有机会生长，那么，丰收的年成就可以期望了，百姓的到来就不会迟了。《诗》说：‘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许恐怕阳气太盛而生阴，秋天雨水多起来，年成再不丰收，人们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又加饥荒，可忧虑的就更多了。”
当时，豪强富贵人家，都争相攀比奢侈华丽。季明又上书说：
“臣听说宽大是为了广为覆盖，慈爱是为了关怀众人。所以，说天高地厚，是因为万物都能得到天地的包容养育；四季显示出寒冷暑热，是因为各种事物都能从四季的忠实诚信中得到帮助。因此，帝王的宽容大度像天地一样，忠实诚信像四季一样。招摇星指向东方，天下的人都知道春天来了；君主布施恩德，普天下的人都怀念其恩惠。希望陛下借助上天统御天下，各种事物都能亨通，乘驭六龙，自强不息，喜爱问询，接受规范，天下的百姓就十分幸运了。
“自古以来，最具德行的君主，也都广泛请求，到处询访，询问打柴草的人，把鼓挂在树干上，以征求过失。前不久，大旱超过了时节，百姓渴望收成，陛下于是发布圣明的诏令，广泛搜求百姓的六种疾苦，象禹、汤那样归罪自己，推崇宋景坚守正直，及时雨顺应时节，年成因此而获得丰收。约束自己，节俭用品，仰慕质朴，去除浮华，这样就高尚了。然而，高官仍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炫耀，丝罗尚且充斥于豪强富贵之家，小小老百姓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编入户籍的平民连糟糠都吃不饱。这就是劝说引导的道理，有些没能周遍的缘故。如今，即使用礼仪引导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风俗也很难一致了。当初，汉文帝收集上书用的书袋，用来作帐子；爱惜十户人家的物产，不建造露台；后宫中的佳丽，穿的衣服不及地，和今天富贵之家的服饰相比，还不如婢女奴隶的衣服。然而，汉文帝自身为属下作出表率，国家富足，刑罚清正，庙号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义，天下就能教化成功。如今承继魏朝衰败战乱之后，忠贞诚信没有兴起。应该先尊崇五美，屏除四恶，革除浮华的世俗，抑制竞相斗富的世风，察纠鸿都之中的雕虫小技，焚毁野鸡头之类的奇装异服，没有益处的货物不要在当时推重，有损德行的器物不要放置在身旁，这样，人们就知道陛下的德行了。
“臣又听说，从事政治的关键，在于选拔举荐。如果有毫厘的差误，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后来的人居于上位，就会导致堆积薪柴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从事政治的人，用人像游鱼一样一个一个地按照次序，任用必定要根据能力。在朝中赐爵给人，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分别才能而授予官职，根据才能而加以任用。授官适合其才，任命正当其用，六辔既已调和，就可全不费力地而致千里之远。虞、舜选拔众人，不仁义的人就让他远远地走开，则各种事情就安康了，百姓就明白他们的教化了。
周武帝看后，嘉奖黎季明。
当时，外史的官署屡屡迁移，没有固定的处所。季明又上言道：“外史的职守，就是汉朝的东观，是帝王珍重的，这就是外史的职责所在。自魏朝到周朝，公馆没有设立，臣虽然愚鲁暗昧，尚且知道这样不对。因此，去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