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须眉鉴第四章曾国藩“须眉”鉴智慧
1.眉钝眼拙自误误人
楚平王信谗欲诛太子
《史记·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中记载：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娶）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玉，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愿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擒。”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楚平王的太子名叫建，平王让伍奢任太子太傅，费无忌任太子少傅。但是，费无忌并不忠于太子建。楚王派费无忌去秦国为太子建迎亲，见到这位秦国女子容貌美丽，无忌就快马加鞭回国报告平王说：“这位秦国女子漂亮无比，大王您可以自己娶过来，再另给太子娶一位。”于是，楚平王就自己娶了这位秦国女子，对她极为宠爱，并生下儿子叫轸；又另外给太子建娶了一个女子。费无忌通过迎娶秦女的事讨得了楚王的喜欢，因此索性离开太子，改为侍奉楚平王。但是，费无忌又担心有一天平王去世后，太子建即位后会杀掉自己，于是就借机向平王说太子的坏话。太子建的母亲，本是蔡侯之女，得不到平王的宠爱。楚平王逐渐疏远太子，派太子建戍守城父，以防备边境有兵事。不久，无忌又没完没了地对平王说太子的坏话：“太子因为那位秦国女子的缘故，不可能不埋怨，希望大王您要有所准备。自从太子居于城父，统率军队，在外广交各位诸侯，并且想要引兵入国都叛乱。”楚平王听后便召来太子太傅伍奢讯问，伍奢知道费无忌向平王说了太子的坏话，就说：“大王干吗非要信任谗佞小人而疏远自己的骨肉至亲呢？”费无忌对楚平王说：“大王现在不制止他们，他们的事就要成功啦。那时，大王也要被人们抓起来。”楚平王听了大怒，便将伍奢囚禁起来，又派城父司马奋扬前去杀太子。奋扬奉命前往，还没有到达城父，先派人报信给太子建说：“请太子赶紧逃走，否则就要被诛杀。”于是，太子建便逃往宋国避难。
太子建戍守城父，并无反叛之意。而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认为太子建要引兵入国都叛乱，遂派人去将太子建杀死，致使太子建逃往他国。
费无忌谗言害伍奢
在《史记·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中，记载了费无忌谗言害伍奢的史实。如下：
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诟，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檎，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逐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骨之亡也，曰：“楚图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是德才兼备，不把他们杀了将是楚国的隐忧。可以用他们的父亲伍奢作人质，召唤他们前来。不这样做，他们将是楚国的灾祸。”（楚平王因太子建事，早已将伍奢囚禁起来）因此，楚平王便派人去对伍奢说：“你如果能召来你的两个儿子，你就能够活命。如果做不到，就得把你杀掉。”伍奢说：“长子伍尚为人仁厚，我召唤他，他一定会来。次子伍员（伍子胥）为人刚毅凶暴，能忍受耻辱，是能成就大事的人。他知道来后全家都会被抓起来，是肯定不会来的。”楚王不听伍奢的话，派人征召伍家两公子：“应召前来国都，我就让你们的父亲活下去，你们不来，现在我就杀掉伍奢！”伍尚想要前往国都，伍员对他说：“楚君召你我兄弟前往，并不是为了要放父亲一条生路，而是惧怕咱们逃出去后会生出祸患，所以才拿老父作人质，诈称召见咱俩。咱们兄弟一到都城，则父子一起送命。就算赔上咱们兄弟二人，对于老父的死又有什么好处呢？应召前去的话，父亲的大仇也就不能报了。不如逃往他国，借别国的力量来洗刷父亲的耻辱。现在全家死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伍尚说：“我也清楚我们去了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我担心的是，父亲召唤我等前去以求得活命的机会，我等拒不前往，将来不能为父亲洗刷耻辱，最终受到天下人的耻笑。”最后，伍尚对伍员说：“你可以离开此地了。你是能够报杀父之仇的，我到楚都去受死。”伍尚已经投案被捕，使者又追捕伍子胥。伍子胥张弓搭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往前走，伍子胥得以逃亡。他听说太子建在宋国，就赶去投奔。伍奢听到伍子胥逃亡的消息说道：“楚国君臣上下要尝到战争的苦头啦！”伍尚被押到楚都，楚平王将伍奢、伍尚一起杀掉了。
伍奢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人才，楚平王不但不用，反而听信谗言，想尽办法将其杀掉，真是让人心寒，如此这样政权怎能巩固，事业怎能发展，国家怎能振兴，社会怎能进步？奸佞小人只能奴颜媚骨，取悦上司，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从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千万不能学那楚平王，做出让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来。
赵王信谗杀李牧
在《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了赵王信谗杀李牧的史实。摘录如下：
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司空马言其为赵王计而弗用，赵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赵何时亡？”司空马曰：“赵将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赵王之臣有韩仓者，以曲合于赵王，其交甚亲，其为人嫉贤妒功臣。今国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韩仓果恶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韩仓数之曰：“将军战胜，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而捍匕首，当死。”武安君曰：“缀（李牧）病钩，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惧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缀请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韩仓，状如振捆，缠之以布。“愿公入明之。”韩仓曰：“受命于王，赐将军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赐死，缩剑将自诛，乃曰：“人臣不得自杀宫中。”过司马门。趣（趋）甚疾，出淑门也。右举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剑征之于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赵亡。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司空马离开赵国，从平原渡黄河。平原津令郭遗去慰劳他，并向他问道：“秦军攻赵，尊客您从赵国来，赵国的情况怎么样了？”司空马说：“赵王不用贤才，不纳忠言，我曾为赵王出谋划策却都不被采纳，因此赵必将亡国。”平原津令问：“依尊客您估计，赵国会在什么时候灭亡呢？”司空马说：“赵国如果任用武安君李牧为将，可以坚持一年，最终也是要被灭掉。如果赵国现在杀了武安君，那连半年也挺不住。赵王的臣下有个叫韩仓的，以阿谀奉承迎合赵王，与赵王关系极其亲密，而他的为人则是嫉妒那些贤能之人和有功之臣。现在国家危亡，赵王一定会听从韩仓的话，武安君一定会因此而丧命。”不出司空马所料，韩仓果然说武安君李牧的坏话，于是赵王听信了韩仓之言，派人去代替李牧为将。李牧回到赵国都城，赵王派韩仓去见李牧，并列举他的罪状说：“有一次将军您打了胜仗，国王亲自举杯向您敬酒。将军您上前向国王敬酒祝寿时身上还隐藏着短剑，依法这是死罪。”李牧说：“我患有拘挛病，身材虽然高大而手臂短缩，手够不着地，故礼仪不周而失敬。我恐怕因此获罪，所以让工匠做了木杖接在手上。国君如果不相信，请允许我以接手杖出示。”李牧把那假肢从袖中亮出来给韩仓看，那样子就像木杖、门橛之类，用布缠着。李牧又说：“希望您入宫到大王面前说明这一情况。”韩仓说：“我从国王那里接受命令，赐给将军您的只有一死，不得赦宥。我可不敢入宫对国王讲那些事。”李牧面对北方拜了又拜，感激国君“赐死”之恩；然后抽出剑来要自杀，韩仓又说：“为人臣子的不能在王宫中自杀。”李牧出司马门，脚步走得很急。出了司马门，右手举起剑来要自杀，因为手臂短，够不着。李牧就口衔利剑插入屋柱来刺伤自己。李牧死后，过了五个月赵国就被秦国灭亡了。
武安君李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28年，是当时赵国的名将。长期驻守赵国北部，甚得军心，曾经大破匈奴，灭檐槛，破柬胡，降林胡。赵王迁三年又大败秦军，以功封武安君，是赵国难得的人才。有李牧在，外敌不敢入侵赵国，秦灭赵也将颇费周折。然而赵王迁却不信任他，而是听信谗言，中了秦军的反间之计，将他杀害。最后赵国终被秦灭，赵王迁也当了秦国的俘虏。赵王迁的做法实在令人可悲。
袁绍“外宽内忌”任人唯亲
袁绍是东汉末年众多诸侯中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在前、中期的军事活动中，尚且能够礼贤下士，因而成为一个据地四州、拥兵数十万的强大诸侯。在当时动荡纷乱的年代，袁绍虽算不上一个旋转乾坤的英雄，但也是一个对当时政局发生过重大影响的风云人物。但是，到了后来，袁绍却在用人问题上良莠不分，任人唯亲，正如郭嘉所言，“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陈寿在《三国志》袁绍本传赞语中说：“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喜而不能纳。”
在袁绍手下，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将领叫沮授。袁绍能在当年据地四州，拥兵数十万，在很大程度上是沮授的功劳。沮授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敢于据理直谏，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三再四。开始，袁绍听从沮授的计策和劝谏，但是到了后来，袁绍对沮授逐渐产生了反感，不但对他的许多正确主张一概不听，并且还一次又一次地剥夺沮授的兵权。即便如此，沮授仍然非常忠诚于袁绍。据《三国志》记载，袁绍和曹操在官渡交战，被曹操打败，曹军俘虏了沮授，将其押见曹操时大呼：“授不降也，为军所机耳！”“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曹操见状感叹万分地说：“孤早相见，天下不足虑。”曹操不杀沮授，反而厚待于他，但是沮授毫不动心，只想着回到袁绍身边，最后终于被曹操杀死。袁绍帐下，有一谋士田丰，其人才华出众，袁绍曾经按照田丰的计策消灭了公孙瓒。后来，当袁绍决定攻打曹操时，田丰极力反对。他指出，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虽然兵少，但却不可轻视，不如与其相持……这样不到两年，便可战胜曹操。如果放弃这一胜策，非要毕其功于一役，一旦失败，悔之晚矣。实践证明，田丰的分析与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袁绍不予理会，田丰又谏，袁绍非常愤怒，认为田丰是在动摇军心，便罚以械刑，并将其关押起来。官渡一战，袁绍果然被曹军打败。袁绍回来后，怕被田丰耻笑，便将其杀死。再如张郃，勇猛无比，又有计谋，才智过人。但是，袁绍非但不能重用他，而且听信郭图等人的谗言，不予信任，因此，张郃被逼得投奔了曹操，成了曹操的得力战将，为曹魏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袁绍不用良才，必用奴才、蠢材。他对那些曲意奉迎自己，实则又无真才实学的人言听计从，十分信任，授以大权。郭图、逢纪、审配等人几乎从来没有直言上谏过，只会阿谀奉承，事实也多次证明他们的主张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是，袁绍对于他们的过错不但不追究治罪，反而屡屡委以重任。这样一来，袁绍身边的人才，大多背离而去投靠他人。荀彧本来慕名投奔袁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看出袁绍只是布衣之雄，于是便投奔曹操，被任为司马。郭嘉也是先投奔于袁绍帐下，后因袁绍不会用人，便弃袁而投奔于曹操，受到曹操的重用，任为司空府军师祭酒。
袁绍虽然也曾有过兵多将广、独占一方的辉煌时期，但终因不会用人，而导致最后被弱小于他的曹操所打败。所以曹操耻笑袁绍说：“此乃外强中干之辈，关键之时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也不足一顾。”
袁绍这一历史人物，其所作所为，实为庸人之举，他的失败结局，为历史增添了笑柄。
后唐闵帝疑忌大臣遭厄运
后唐长兴四年（933）十一月，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驾崩，十二月一日，他的第三个儿子李从厚继承帝位，称为闵帝。
李从厚，小名菩萨奴，出生于915年，卒于934年。后唐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李嗣源临死前，派人将李从厚从天雄召回（当时任天雄节度使，封宋王）继承了帝位。他即位后，一直把潞王李从珂和石敬瑭当成眼中钉。因为李从珂是明宗李嗣源的养子，但是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因此被明宗封为潞王，任凤翔节度使。闵帝李从厚一直对璐王李从珂放心不下，担心他起来造反，夺取皇位，因此，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朝中调到亳州任团练使，把李从珂一个已经削发出家当尼姑的女儿召进宫中作人质。就是这样，李从厚还是不放心，又将李从珂改镇河东，将河乐节度使石敬瑭改镇成德，将成德节度使范延光改镇天雄，让自己的堂兄弟李从璋调任凤翔，接替李从珂的节度使职务。对此，李从珂心里非常恼怒，在部下的鼓动下，于是便拒绝朝廷命令，起兵造反。闵帝李从厚急忙派兵前去镇压。后唐长兴五年（934）三月，朝廷军队兵临凤翔城下，潞王情况危急，正在这时，朝廷军中羽林指挥使、偏将杨思权突然反戈，率众投降潞王李从珂。李从珂于是便重整旗鼓，率领兵马直接攻打洛阳。不久，李从珂率军攻打并夺取了陕州。闵帝听说陕州失守，便打算逃到魏州，召见孟汉琼，让其去魏州安置。但是，孟汉琼不应召命，闵帝只好只身匹马逃出洛阳，奔向魏州。四月一日，闵帝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时，遇见石敬瑭，认为得救，于是没有再去魏州。石敬瑭原来也和潞王李从珂一样，是被闵帝不相信的将领之一，现在看见闵帝单身逃来，便把他安置在驿馆之中，自己却率军向洛阳进发，与李从珂会合。四月四日，李从珂进入洛阳，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末帝。末帝废闵帝李从厚为鄂王，派王弘贽将驿馆迁至卫州州署。九日，末帝派王弘贽的儿子王峦用药酒去杀闵帝。闵帝知是药酒不肯喝，王峦就用绳子将闵帝活活地勒死了。闵帝死时年仅21岁，在位仅有4个月。
一句话导致亡国
后唐末帝李从珂，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养子，出生于886年，卒于936年。他本姓王，镇州（今河北正定）人，出身微贱，后为明宗为将时所掠，收为养子。
李从珂在即位前，与明宗女婿石敬瑭一起受到闵帝李从厚的猜忌和排挤，因此，当时两人还有共同语言，互相拉拢和利用。李从珂夺取皇位后，又同闵帝一样，对石敬瑭也不放心了。李从珂称帝，加封大臣，满朝文武大臣都升了官，唯独石敬瑭没得到加封。后来，在石敬瑭的岳母曹太后的再三劝说下，末帝李从珂才勉强同意让石敬瑭仍然担任河东节度使，加封中书令。清泰三年（936）正月十三日，末帝李从珂生日祝寿，石敬瑭的夫人，长公主为末帝上寿祝贺完毕，告辞想回晋阳。这个时候，末帝已有醉意，便对长公主戏耍道：“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莫非急着回去想帮助石郎造反吗？”长公主回去后向石敬瑭一说，石敬瑭心里非常害怕，知道末帝把他当成企图篡权的危险分子，所以末帝决不会放过自己。四月，为了试探末帝的意图，石敬瑭上表陈述自己体弱多病，请求解除他的兵权。末帝一见大喜，当即同意他的请求，并让他到郓州任职。五月六日，末帝派其心腹张敬达去接替石敬瑭的职务，并督促石敬瑭速到郓州赴任。面对这种情况，石敬瑭更加恐慌，便对他的左、右幕僚说：“我等二次来河东时，主上当面答应我不再派人来接替我，现在又有了这样的命令，说明主上已经十分不相信我们了，如此，我们如果不造反，朝廷就要先发制人。我们怎么能够束手待毙呢？”遂后，就决定起兵造反。末帝闻讯后，便免去石敬瑭的官爵，派兵前去镇压。石敬瑭担心抵挡不住，便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和尊契丹为父，岁纳贡赋为条件，请求契丹出兵相助抵抗末帝李从珂的军队。契丹主耶律德光满口答应，立即出兵帮助石敬瑭解了晋阳之围。石敬瑭在契丹的扶持下，于十一月十三日在晋阳即位。随后，石敬瑭率军南下，直逼洛阳。十一月二十六日，后唐末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便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携带传国玉玺登上宣武楼自焚。末帝李从珂时年52岁。至此，后唐灭亡。
后汉隐帝诛臣杀身
五代后汉皇帝刘承祐，是高祖刘知远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913年，卒于950年；高祖在位时，曾受封周王。乾祜元年（948）正月，高祖刘知远去世，时年1岁的刘承祐即位，是为隐帝。
隐帝刘承祐即位后，用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理机要政务；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持征战；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领京城警卫；三司、同平章事王章掌管财政，所起用的这四位大臣恪尽职守，忠于朝廷，使得国家基本安定，富有生机。然而，隐帝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认为这四位大臣对他约束太多，十分不自由，便逐渐产生不满情绪，隐帝刘承祐非常轻佻荒淫，不理朝政，他每次听完音乐之后，便赏赐给乐官们锦袍、玉带。史弘肇听说后，非常气愤地对隐帝说：“将士们守卫边疆，殊死苦战，尚且没有赏赐这些东西，乐官这些人有何功劳？竟然得到锦袍玉带！”随后全部没收归入官府。另外，隐帝想立他所宠爱的耿夫人为后，杨邠认为立后太早，后来，耿夫人去世，隐帝又想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认为不可，隐帝想把自己左右的宠臣都加以重用，太后的亲戚也想参与政事，杨邠一一加以裁减抑制。所有这些，都使隐帝感到十分不愉快，因此便产生诛杀诸臣之意。加上隐帝左右宠臣对这四位顾命大臣十分憎恨，经常向隐帝进谗诬告，说道：“杨邠等人专横跋扈，肆无忌惮，经常挟制陛下，这样下去，最终定会犯上作乱。”奸臣谗言正中隐帝下怀，于是隐帝便与宠臣李业、聂文进、石匡赞、郭允明谋划诛杀杨邠等人的计策。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一日早晨，杨邠等毫无防备，照例上朝。几十名武士突然从广政殿冲出，将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位大臣杀死。尔后，聂文进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宣布隐帝旨意说：“杨邠等人密谋造反，现已伏罪处决，特与诸位共同庆贺。”随后，隐帝又派人去杀死郭威的亲属。这时，郭威任天雄节度使，听到朝中变故，知道已无生路，只好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反叛，南下攻打汴京。隐帝不甘示弱，亲自督军出城与郭威决战。然而刚一交手，隐帝将士便四散奔逃。隐帝一见不妙，急忙逃回汴京城下，但是守城的开封府尹刘铢却拒不开城。隐帝无奈，只好向西北方向逃窜。此时，跟随他一起逃亡的宠臣郭允明，见隐帝大势已去，想以杀死隐帝的功劳投顺郭威，便趁隐帝不备，上去一刀将隐帝捅死，隐帝时年21岁，在位仅3年。
袁崇焕惨遭迫害
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中，记载了明末抗金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袁崇焕不被信任而惨遭迫害的事件。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人，生于1584年，卒于1630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光宗先后去世，幼子朱由检即位。当时，大明帝国犹如残阳西下，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官僚之间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文武群臣口头上讲的是忠心为国，实际上关心的是一己之利。人人都高谈阔论，看起来才华横溢，但谁也不做实际工作。懈怠、麻痹、自私、虚伪、昏庸、愚昧、贪婪、钩心斗角成了这群官僚的共性。庞大的帝国像一个垂死的老人一样四肢麻痹，行动不便，指挥失灵。吏治腐败到了极点，贿赂公行，行政效率低下，整个官僚机器基本陷于瘫痪；国家的财政经过魏忠贤时期的破坏已经濒临绝境。另外，后金努尔哈赤趁机发动攻势，明朝守将或死或逃，关外沦陷。
这个时期，袁崇焕正在京城接受政绩考核，他的成绩列为优等。御史侯恂慧眼识才，发现袁崇焕具有“英风伟略”，因而提出了破格提拔的建议，让其保卫山海关。于是，袁崇焕被授兵部职分司主事，天启二年（1622）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佥事，命其出关抗击敌人。
袁崇焕在出关前，首先拜访了曾经镇守辽东的熊廷弼，两人长时间地交谈，非常投机，行阵计策不谋而合。袁崇焕出关以后，看见难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生活苦不堪言，防御工事被破坏殆尽，将士灰心丧气。于是，袁崇焕便尽力安抚难民，安慰鼓励戍边将士；同时亲临前线考察，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撤换不得力的将领，擢拔冒死无畏之士委以重任。他号令严明，赏罚不殆，即使是自己的女婿犯法也与庶民同罪，对自己无毫厘之差，因此深得军民信赖，士气非常高昂。
袁崇焕所以能够授命出关御敌，原是由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力加推荐。当时，孙承宗亲督辽西军务，开创了辽西抗金的大好局面。但是，由于宦官魏忠贤在皇帝面前百般诋毁，几进谗言，使孙承宗失宠丢职。魏忠贤保荐他的同党高第到辽西督战，高第贪生怕死，一到辽西，就命令袁崇焕向后撤退。袁崇焕在辽西修葺城池，演练兵马，筹划屯田，为表明战斗到底的决心，他将他的老母和妻子接到前沿。对于高第如此误国误军的行径，袁崇焕十分恼怒，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是你高第！我已立下军令状，死也死在疆场上，后撤是不可能的。”
高第一看明着来不能使袁崇焕就范，于是就在暗中操纵他的爪牙命令明军向后撤退，只留给袁崇焕一座宁远孤城和一千人马。袁崇焕一看大势已去，十分痛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誓死守城、保卫大明江山的决心。手下将士也发誓血战到底。袁崇焕一面命令军民囤积粮食，修筑城池；一面烧毁城外房屋，使敌人失去粮草基地，找不到掩体；另外，他肃整内部，惩办叛徒和敌人侦探。袁崇焕站在瞭望台上，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敌众我寡，他诱敌深入，待敌人逼近城墙时全力展开反攻，多次重创敌人，并使敌人主帅努尔哈赤受了重伤，被迫败退。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续攻打宁远。由于袁崇焕巧妙指挥，不但保住了宁远城，而且还援助了其他明军。正当袁崇焕不断取胜，敌人惊恐万状的时候，昏庸无能的朝廷又撤换了他，把大片领土拱手让给了后金。袁崇焕无奈只好请求解甲归田，回了广东老家。
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受召回到北京，十四日，崇祯帝朱由检在建极殿东面的高台上（俗称平台）召见了他。朱由检对袁崇焕抱着很大的期望，便把复辽任务交给了他。袁崇焕求胜心切，全力正面对付敌人，然而，却不料敌人乘虚而入逼近北京。皇太极使用反间之计，使崇祯皇帝对袁崇焕产生疑心，魏忠贤死党也乘机诬陷袁崇焕企图叛明投金。对此，崇祯帝没有细查便信以为真。于是，将袁崇焕以卖国罪名打入天牢，不久就被处斩。就义那天，不明真相的市民竟雨点似的向他投以砖头石块。
袁崇焕在战场上力挫强敌，屡建奇功；然而崇祯帝却轻易听信敌人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使其含冤于九泉之下。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忠才受忌天地暗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有一名重要的将领和统帅，就是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广西藤县人，生于1823年，卒于1864年，早年参加拜上帝教，太平军金田起义后，举家入伍。李秀成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为洪秀全的天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发现李秀成是一个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才，便把他举为右四军师，不久升为后四监军，继而升为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丞相、地官正丞相、合天侯。
石达开离京出走后，李秀成被封为副掌率、合天义，与英王陈玉成共掌军政。后又升为后军主将。李秀成在执掌军政大权期间，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部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军江北大营。1860年5月，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后奉命西征，转战湖北，不久又回江浙一带，与清军及西方几国组织的“常胜军”作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屡挫敌人，建立了奇功。
清廷湘军首领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他率领湘军屡犯天京，李秀成率部英勇抵抗湘军的侵犯，多次将其击败，并且直捣湘军老巢祁门。曾国藩一向坐镇指挥，从不上前线，在李秀成的强大攻势面前，不得不认真对待，亲自到阵前指挥。有一次，曾国藩认为祁门固守无望，便给妻子留下遗书，准备一死了之。
李秀成治军严格，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在他率部攻打苏州时，老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店铺民房门首都贴上红字标语。洪氏家族对于李秀成的威严十分惧怕，只要李秀成在京，洪氏家族便“不敢逼人，不敢强欺城中百姓，不敢欺逼官兵”。李秀成一旦离开京都，洪氏就“逢屋查过米银等物，任其挥霍”，使全城上下不得安宁。由于李秀成公正廉洁，秉公办事，奸佞之臣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尤其洪氏家族的老幼千方百计在天王洪秀全面前诽谤中伤李秀成。洪秀全明知李秀成有治国治民安下天的卓越才能，却也对他猜忌嫉妒，不予信任，怕他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因此，对其百般限制，处处防范。
1862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美、英、法组成的“常胜军”的支持下，率领湘军倾巢而出，围攻南京。这时，李秀成正在奉贤、南江、川沙与中外反动派交战。因为天京形势吃紧，洪秀全便严诏催促李秀成率部回援天京。李秀成率部30万众，返京进攻围困天京的湘军。他的军队没带御寒冬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奋勇杀敌。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南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奉命前进，江浙留守部队却无人调度，陷于混乱状态。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40余天，洪秀全不但不予支援，接济粮草，而是又将李秀成诏令回京，将其军队再行瓜分，致使李秀成部将士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10余万人。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一条求生之路，洪秀全却严厉拒绝，死也不放李秀成等冲出南京，使其只能固守危城，坐以待毙。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洪天贵福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向南逃走，途中被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荃捕获。曾国藩亲自审问李秀成，李秀成谈吐从容，毫无惧色。他让敌人给他纸笔，要写一份自述。自述分析了太平天国兴亡成败的原因，直陈天王及其主要决策者的过错。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夜里，即被“凌迟处死”，断了他复燃天国烟火的一线希望。
洪秀全疑忌部下酿悲剧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农民战争，历时14年，纵横18省，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中国农民起义之首。作为这次革命的主要发动、组织、指挥者——洪秀全（广东花县人，生于1814年，卒于186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教会众在金田村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初聚会众约万人。次年3月攻陷南京，便建都于此，全军号称50万人。洪秀全从产生武装起义的念头到攻破南京自立为天王，前后不过5年，发展之迅速，影响之深远，攻势之猛烈，声势之浩大，都出乎常人所料。
太平天国各路军马奋勇拼杀，南征北战，很快夺取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这使清朝统治者和外国列强极度恐慌，他们便互相勾结起来进行镇压。由于胜利，洪秀全冲昏了头脑，滋生骄傲情绪，逐渐失去检点，生活奢侈，迷信神鬼，放纵洪氏兄弟为非作歹。更有甚者，对于异姓将帅猜忌怀疑，极不信任。洪秀全把朝事托给中军主将、东王杨秀清主持，又怕杨秀清揽权自重，产生离异反叛之心，便暗中调右军主将北王韦昌辉回京辅政。韦昌辉率3000精兵入京后即受洪秀全的密诏残杀杨秀清及其全家。同时，对其部属大加屠戮。时隔两个月，韦昌辉也被诛杀。此时的太平天国，竟一时没有总理朝政之人。这就是发生在1856年9月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变乱”。
洪秀全在这种情况下，天王洪秀全只好召翼王石达开回天京，合朝文武“同举翼王提理政务”，石达开文武兼备，又深得人们爱戴，完全能胜任众人之托。但是，洪秀全从天京变乱中吸取了一个错误的教训，就是“洪”姓以外的人都不可靠，不能信赖。于是，洪秀全一面让石达开总理朝政，另一方面又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名曰与石达开共同处理政事，实际上是暗中对石达开加以钳制。安、福二王“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固）执，认实开情”，使得石达开左右受制。石达开是个性情刚直的人，自然受不了这种窝囊气，负气离开天京，带领10万太平军精锐走上单独抗清的道路。石达开沿路张贴告示，一方面声明“唯欺妖灭尽”，表示要继续抗清，另一方面又说洪秀全“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表明了他出走的直接原因。
石达开出走以后，太平天国更加衰弱不堪。李秀成所回忆的“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天朝内部的凄惨景象。石达开统率的太平军，从安庆出发，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但因敌强我弱，屡战不利。从1859年起，又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击败清军，但由于孤军奋战，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不利，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也被清军解赴成都凌迟处死。
天京变乱以后，石达开率军出走，其实是与洪秀全的疑忌有着直接关系。太平天国合朝上下非常拥戴石达开，而石达开也想有一番作为，如果洪秀全一心一意依靠石达开，这场出走悲剧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由于洪秀全后期的骄傲、昏庸，致使太平天国内部互相残杀，防御日渐松弛。1864年，天京被清军合围，城内粮食空荒，人心浮动。在此情况下，洪秀全竟下诏要人们以草充饥。7月天京陷落，轰动一时的太平天国宣告失败。
2.放眼观人独具慧眼
俗话说：“慧眼识良才”。怎样才能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人才？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更是我们一些担负识才之责的同志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一门学问。要具备识才的“慧眼”，必须有科学的思维方式，一个高明的识才者通常要具备以下几种思维方式：
（一）要具备唯实的思维方式。识别人才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选拔人才的原则要与人才的客观实际相符，而不是把抽象原则或主观愿望当做识别人才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则不是思考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用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是唯实性思维方式的科学态度。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概括。
坚持用唯实思维方式识别人才，应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事物的现实状况，人的现实表现，是从实际出发的立足点。但是，人的现实是复杂的，本质和表面现象有时是不一样的。如果只看到一点现象的东西，就下结论，以偏赅全，恰恰是唯心思维方式的特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说对人要有个基本的认识。这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建立在对其本质了解的基础上的；而这个本质是相对稳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需要坚持从事物的发展出发。因为人才的产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识才者要考察人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中把握人才的发展趋势，把真正有发展前途的人才挑选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还必须以客观的实践作为检验人才的标准，就是以人的实绩作为识别人才的准绳。
用唯实的思维方式识别人才，还要坚持解放思想。为什么实事求是总是和解放思想联在一起呢？这是因为思想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中不断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克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传统思想，特别是要冲破过去那种“左”的和“旧”的人才观念，用唯实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新时期的人才现象和人才观点。
（二）整体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高明的识才者通常所具有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从整体的各个部分的联系中把握整体。比如中央关于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就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革命化是前提，年轻化是基础，知识化、专业化是基本要素。识别干部不能只看一化、两化，四化中少了任何一化，其他三化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只有四化的统一，才能体现党在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思想。
整体思维方式的另一个基本点，就是从全局上看局部，或者说把局部放在全局中理解；比如一个领导班子，在才识上有通才与专才的结合，在年龄上有老中青的结合，在气质上有决断与稳健的结合。常常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干部能力较强，但在班子的知识结构中有重复性，另一个干部虽然能力较弱，但他的知识正是班子中所缺乏的，这就要从整个班子的整体结构出发，得出恰当的结论。
同整体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是片面性的思维方式。片面性的思维方式把整体分割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因此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特点，它不是从事物诸方面的内部联系着眼，而是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由于人才工作的特殊性质以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使一些人才工作者，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工作状态。档案——话——报表，无限循环往复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这是造成一些人才工作者片面性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因。
（三）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倡导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不是简单地像切西瓜那样一刀两半，而是矛盾运动规律在方法论上的表现。或者说，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主次关系和转化关系在方法论上的反映。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识别人才，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传统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坚持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识别人才，主要体现在：
1用两点论识别人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各种人才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不可肯定一切，也不可否定一切。同时，还应看到，人的优点和缺点是互相联系的，又经常交织在一起，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往往又是优点的过分发展。这就要科学分析，正确对待。
2用不平衡论识别人才。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总是不平衡的，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在一个人的优缺点中，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优点是主要的，就要肯定，如果缺点是主要的，那就要否定。这里说的主要与次要，当然不可忽略它们的数量关系，但根本的是从质量上着眼。判断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本质，然后再考虑这种本质在量上的表现。
3用转化论识别人才。就是说不要把人才的各种因素看成凝固的，而要从变动发展上理解。人才的各种因素始终都处在一种不断的分解、组合、转化的动态中。坏人有两重性，好人也有两重性，看人不可看死。先进者可能转化为后进，后进者也可能转化为先进。同时，要创造条件，使后进向先进转变，防止先进向后进转化，并使之向更先进的方向发展。
识才者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只有具备了科学世界观的人，才会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只有具备了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才能学会科学的思维。要做一个独具慧眼的“伯乐”，一定要结合实际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陶冶我们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诗人的观山到我们的识人，其中蕴涵着同样一个道理，观山与识人，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山和识人都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就识人而言，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从上往下看，会把人看矮了；
从下往上看，会把人看高了；
从近往远看，会把人看小了；
从门缝往外看，会把人看扁了。
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出现偏视在所难免。问题不在于一时的偏，而在于咱方位的不全。我们只有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不同角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去识人，才能把人看准、看透。
然而，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常常会出现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现象。本来有的人根本不是干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才，但在一些任人唯亲的领导者看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相反的，有的人适合当领导，干管理工作，却在以钱取人的上司那里，他“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为什么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呢？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在认识人、辨别人既是一件难事，同时又是一件大事的情况下，我们要真正做到认识人的真面目，就只有出于公心，去掉私心，才能心明眼亮，慧眼识良才。
如果我们不去掉个人的私心杂念，在识人的问题上不是前怕狼、就是后怕虎，怕丢面子，怕得罪人，怕断了后路。那么，你就很难识别出那种说人长、道人短，搬弄是非的人。不要搬弄是非的人，不与是非人来往，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忠告。我们深信这一忠告，可却又常常处于是非人的旋涡中，甚至被某些闲言碎语搞得有嘴说不清。
这问题就出在辨别不清谁是是非人。一面警惕是非人，一面却又参与说长道短。于是，便陷入了是是非非的泥潭之中。
谁是是非人？明摆着，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对此，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呢？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啰！
因为人家与我推心置腹，讲的是一些悄悄话呀。
商鞅说过：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人，经常会被人误解。
之所以聪明人被误解，原因就在于他们看上去却显得愚笨。
这种例证很多。在生活当中，越是能说会道的人，越是不轻易开口讲话。有真才者，必不矜才。人人面前卖弄学问的不会在聪明人中出现。胸怀大志、胸装五洲风云的人反而看来老实巴交。一些事业上有作为的科学家、艺木家，却不懂得如何接人待物，甚至对个人生活一筹莫展。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现象和本质。识人一定要看本质，不能被现象所掩盖。如果把那些外表显得不圆滑，初次接触印象不佳的人，统统都作为愚蠢的人来看待和使用，那就要出问题了。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千古传诵的诗，是诗人通过登鹳雀楼这座三层高的楼，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了宏远的抱负和博大的胸襟，也表现了宇宙的无限。人们千古传诵这首诗，把它看做是追求理想和崇高境界的象征。
我们在识人的问题上，要真正做到慧眼识良才，也应该像诗人那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因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透彻。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可算是我国古代识人高人一筹的人。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在齐桓公、晋文公、宋襄王、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位霸主中，从实力、人力和功绩等综合起来比较，大概就以楚庄王为最强。关于他的故事很多，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三年不鸣不飞”的故事。
庄王即位三年，但是，却从来不曾关心过政事，每天只是饮酒作乐，不分日夜地游玩。并且，他还贴出了布告说：“谏者处死刑。”
于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地就这样一年、两年过去了。臣子中有许多人也暗自庆幸着君王是个好逸乐之人；于是这些臣子也陪着他一同玩耍，十分愉快。不过，也有一些对庄王不以为然、不愿随之沉沦的臣子。
某一天，重臣伍举抱着被诛杀的决心，来到庄王面前。当时，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丽人，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带着轻微的醉意接见他。“臣万分惶恐，希望告诉大王一些话。”
“你难道不知道我已昭告天下‘谏者处死刑’吗？”“其实，臣只是想说个谜语给大王猜猜。”“哈哈！是谜语啊！那就没有关系。你说说看吧。”“是这样的：山丘上有一只鸟，栖息在那儿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它不飞也不叫。请问它是只什么鸟？”庄王听了以后，就回答他说：“它虽然三年不飞，但却可以一飞冲天，它不鸣则已，一鸣则天下惊，你说的话我都明白，退下去吧！”
庄王严肃的表情一过，代之而起的，又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庄王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玩得比以前更过分了。
这一回，是一名叫做苏从的重臣来了。他与伍举不同的地方是说话向来直来直往，毫不留情面。这回他是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打算向庄王进谏。庄王见苏从来谏便再三地叮嘱他：“你应该知道我那个‘谏者处死刑’的布告吧！”苏从回答说：“如果能唤醒沉睡的君王，我这区区小命，就算是牺牲掉又如何！”
庄王原来就在等待，看谁会对他提出强烈的意见。现在，时候到了，他突然停止游乐，重新整顿起国中政事来。庄王首先就由人事上开刀，当初和他一起游乐的数百名臣子全部加以处分，并启用新人。另外则把国事委任于伍举、苏从二人。由此可见，庄王实际上故意沉迷于玩乐，然后趁机安安稳稳地看臣子的表现如何。等到他弄清楚了谁是可造之材、谁是不可靠的人之后，就当机立断调整人事，从而巩固了政权和国家的基石。庄王可谓一代英杰。
不畏浮云遮望眼
我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有两句著名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意思是说，只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云遮眼，看得清晰透彻。同样，我们在识人问题上，也只有站得高，才能不怕浮云遮眼，看得清晰透彻。在识人问题上要想清晰透彻地发现、鉴别人才，必须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所谓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是指我们要站在较大的范围、较高的层次来看问题和想问题。我们识人要站在前人的肩上来观察、分析人。因为前人在识人问题上，已经为人们总结了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验和方法。只有以前人识人的智慧、经验和方法为基础，吸取其识人的精华，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识别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在识人的问题上，不仅要站在前人的肩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识别人才，而且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识别人才。从当今所处的信息时代来识别当今时代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别人才。在识别人才时，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未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识别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到未来对人才的需求，识别跨世纪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说识人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就是指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对古今中外关于识人的丰富知识和方法要充分地利用来为今天识人而服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站在较高的一层，来看较低的一层，有助于克服“固步自封”，或者“夜郎自大”，从而更准确及时地发现和识别有真才实学的人。在识人时，我们主张升高一层观察、思考或比较，第一是站得高，看得远；第二是居高临下，看得清。看得远就能高瞻远瞩，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能力，而会自觉追求更高的目标；看得清就会有自知之明，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谦虚好学，自强不息。这样，就会对识人问题产生新概念，新方法，就会突破原有的识人的习惯领域，使自己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识人察人别具慧眼
古人云：“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这是《吕氏春秋·疑似》篇中的一句名言，其意思是：琢玉的匠人最担忧的是像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最担忧的是有像吴干那样的劣剑。这两句话常被用来比喻忠奸相混，贤愚相杂，不易识别。所谓“大奸若忠”，就是疑似。玉人即琢玉的匠人。然而，“玉石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意思是说，玉和石的样子相像，只有技艺精良的人，才能识别出来。如果从识人角度来说，是讲只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从平庸的人中发现人才。
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人才未识之前，如“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即好玉没剖出来时与瓦石相混在一起，如同一类；千里马没有奔跑时，与跑不快的马杂混在一起，分不出好坏一样，更需要良工巧匠那样的贤才，才能识别出贤才与不肖之才，有用之才与无用之才来。
假如“买玉不论美恶，必无良宝矣；士不论贤良，则无士矣”。这就更说明买玉不识别好坏，必然没有珍宝；选择人才不进行识别，不论是否贤良，就没有贤才。既然识别人才是如此重要，我们就需要有识贤的贤才。如果没有识贤的贤才，那种“山中荆璞谁知玉，海底骊龙不见珠”的局面和现象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一旦有了贤才，“瞻山识璞，临川知珠”的奇迹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贤者即有慧眼者能远看山崖，就可以看出山上有璞；面对河川，就可知水中有珠。换言之，这里是指善识人者能于众人之中发现贤能，有慧眼者能识奇才于未露头角之时。英国科学家戴维，在法拉第是一个印刷厂学徒时就慧眼识才，支持引导法拉第走上科学的道路，唐代诗人顾况提携白居易于未名时，这些人都受到后人的敬重。
识人不易，识贤才更不易，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识人才。在古今中外识人史上，别具慧眼的人才也数不胜数。
达尔文读的是剑桥神学院，神学成绩不佳。很多人认为达尔文只知道飞鸡斗狗，智力远在普通人以下，是个平庸者，但是植物学教授汉罗却看出达尔文有着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别器重达尔文的观察力和喜欢独立思考的治学品质，并力保他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从而使一个“平庸”者，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家。
在中国历史上，别具慧眼的人也大有人在。晋代的皇甫谧亲自为无名青年左思所写的《三都赋》作序，使之名噪洛阳。唐代诗人顾况提携白居易于未显时；鲁迅举荐了肖红、肖军、柔石、叶紫；章靳以、巴金发现了曹禺的过人才华；赵树理对陈登科一篇错别字连篇的稿子格外器重，从中发现了作者未经雕琢的杰出文学才能；徐悲鸿睿目识宝，从一个国画展鉴会上发现了齐白石，使他60岁走出茅庐，称雄画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古人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意思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把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这两句话把得马、得剑和得人比较，指出了得人的重要。说明伯乐、欧冶的识才和自身贤良的重要性。伯乐，即孙阳，古之相马者，春秋时秦穆公之臣。欧冶，即春秋时期善铸剑者，相传曾为越王铸过鱼肠、谌卢、巨阙、胜邪、纯钧五支宝剑。
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原因就在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也就是说，只有当世上有了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能被发现。如果没有伯乐的出现，千里马就不会被发现。“飞黄伯乐不世出，四顾骧首空长嘶。”
实际上，“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世上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不过是缺少九方皋那样的善于相马的人罢了。也就是说，世上人才到处都有，只是识才之才难遇。所以，有人提出“华章藻蔚，非朦腴所玩；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这就指出了识别人才的人需要有良好的素质。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是说，千里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却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没有伯乐，千里马虽然存在着却不被世人所发现，一旦有了伯乐，一直存在着的千里马才被人发现。可见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意指有了识才之人才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才，能识别人才的人，比人才更难能可贵。
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还在于“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人生机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识人知人需要能识千里马那样的伯乐，而对于伯乐这样的人才，世上任何时候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问题在于患不识伯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唐代韩愈的名言。其意思是指世上有识别马的伯乐，然后千里马才被发现。千里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伯乐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
韩愈在《杂说》篇中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结论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马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意思是说，虽然有千里马，但是由于缺乏伯乐式人才，千里马也只能辱没在不识马的人手里，和普通马一样，死在马厩里，而没有被认作千里马。这里说明了知人是很重要的，没有知人的伯乐，千里马也就难以发挥作用。屈原以骏马自喻，感叹无人了解他，“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即伯乐死后，还有谁能识别骏马呢？苏轼在《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中也指出：“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意思是说，世上没有伯乐，明明人才不得其用却反说用得很好。《国策·楚策四》说：有千里马拉盐车上陡坡，拉到一半上不去，膝折腿抻。伯乐赶上，攀辕而哭，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千里马身上。后来就用以比喻有才而遭抑制，不得其用。
识贤须贤才
古人说，“唯圣贤知贤，圣贤唯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这就是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解圣明的人，平庸之人哪里能够了解杰出人物呢？从识人角度来讲，不无道理。
“终是君子才，还思君子识。”贤明的人才，终究要贤明的人去发现。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因为历史经验也反映证明：“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正因为杰出的人物，鄙俗的人是不能发现的，所以能够担任起识别人才的人，自身必是非同凡响的人。
我们也常说，俗眼不识神仙，也是指普通世俗的眼光不能认识非凡的人物。非凡的人之所以能识非凡的人，就在于“视之明也，鉴于贤，不在见于蚊”。
识贤须贤才，这是识才的一条基本经验。“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就是说，得到贤人，国家就会昌盛；失掉贤人，国家就会衰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得贤需要识贤的贤才才行。《战国策》记载的淳于髡荐贤的一段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策》记载：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宣王觉得很奇怪，问他：“我听说人才难得。千里之内，能选择一个贤士就是相当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是很难的了，你怎么能一天之内可以为我推荐七个贤士呢？看来贤士真是太多了。”
淳于髡说：“不能这么说。你看，同类的鸟儿总是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比如说要寻找柴胡、桔梗这些草药吧，你若是到洼地去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到泽泰山、梁父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这样。我淳于髡总算是一位贤士吧？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像到河边汲水，用火石取火一般容易。我准备再推荐一批贤士给大王哩！何止这七个呢？”
在国外，识贤靠贤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历史上达兰贝看到18岁的拉普拉斯一篇力学论文就敢于推荐他担当教授。
在著名希腊文、数学和天文教授巴罗的赏识、荐举下，26岁的牛顿就当了数学教授。美国诗人惠特曼未成名时自费出版《草叶集》诗集，被有的评论家辱骂惠特曼是“不懂得艺术，就像巴罗不懂得数学一样”，诗人爱默生看到后立刻亲自写信给惠特曼，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草叶集》再版时，附上了爱默生的信，从而使这本诗集蜚声诗坛。
慧眼识良才，识贤须贤才，从汉文帝见周亚夫治军有法而赞其真将也能看出这一点。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匈奴大肆入侵边境，汉文帝便任刘礼为将军，驻军坝上；任徐历为将军，驻军棘门；任周亚夫（绛侯周勃之子）为将军，驻军于细柳，以抵御匈奴。文帝亲自前往慰劳军队。到坝上和棘门军营，文帝车驾长驱直入，将军们都下马相迎。来到细柳军营，将士身披铠甲，持锋锐兵器，拉满了弓箭，戒备极其森严。文帝车驾不得入。生行官上前说：“天子且至！”
守卫军门的都尉说：“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文帝驾到，所以也不得入。于是，文帝派使持节告知周亚夫：“吾欲入劳军。”亚夫才传令开壁门。守卫壁门的将士对随文帝来的从属说：“将军曰，军中不得驰马也。”文帝便鞍辔慢行。到中军营帐，将军亚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介胄之士万年平，请以军礼见。”
文帝脸色变得严肃，身靠车前横木以示敬意，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劳军仪式结束，文帝离去。即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坝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赞扬久之。过了一个月，因匈奴退，三处驻军皆撤。文帝因见亚夫治军有法，便升任为中尉，负责保卫京师。
文帝从劳军中，看见两种不同的军营：在坝上、棘门两军营，将士军队迎送，皇帝车驾长驱直入，是没有纪律、没有设防的军营。可是，文帝一到细柳军营，将军在中军营帐，将士手持兵器不离岗位，戒备森严，军纪严明，将军下令，皇帝才得入军门。车驾不能乱动，皇帝也要遵纪按辔慢行。如遇见昏庸帝王，将认为大不敬，会招致杀身之祸。幸好文帝是个贤明皇帝，他不只不怪，反而改容向将军亚夫致敬。他将所慰劳的两种不同的军营进行对比，认为坝上、棘门治军如此，是“儿戏”，而细柳军营敌人是不能侵犯的。文帝见亚夫治军如此有法，赞为“真将军”，认为他是可以托以军事重任的，不只给予保卫京师的重任，当他临危时，叮嘱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直可任将兵。”文帝死，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任亚夫为车骑将军，汉景帝三年（154），吴楚七国叛乱，景帝遵父嘱，升亚夫为太尉，命他率兵镇压，终于平定叛乱。
文帝从军纪严明，治军有法中发现周亚夫这个“真将军”，可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举贤荐才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首要的前提，是荐贤者本身要具备知贤的学识和荐贤的美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有真知灼见的领导者能够不失良机地发现和推荐出优秀人才；而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领导者，所使用的往往是平庸之辈。在部队中，有些有真才实学的军事人才，由于不为领导者所识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些有一技之长者，由于领导者用非所长而被埋没。由此可见，能否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用，领导者是否善于举贤荐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领导者要当一个合格的荐贤者，成为新时期的“伯乐”和“叔牙">鲍叔牙”，首要的问题是努力破除在人才的识别和选拔上的落后意识和各种偏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念。
目前，在识别和选拔人才问题上，新的人才观念正在形成和普及，但是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仍然存在不少片面认识和错误倾向，存在着压抑人才、用人不当的现象，使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受到阻碍，特别是在人才的识别和选择方面，还未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那么当前束缚我们观念更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
一是“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是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实施改革创新的主要障碍。比如在人才使用上的“铁饭碗”观念，在人才待遇上的平均主义等，都是以“左”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
二是“旧”的传统观念，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形成了许许多多被世人称道的传统观念，但是也应当承认，有的传统观念在过去曾是积极进步的，而今天，由于时过境迁，却已经陈旧过时了。
三是知识面“窄”。就是我们识别和选拔人才的眼界不开阔，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狭隘落后，不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
古人说：“贤者知贤，能者知能”，在今天来讲，仍是有现实意义的，愿我们今天的识人者能早日成为贤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现和推荐更多更好的贤才。
人之善恶丑美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假恶丑与真善美总是并存的。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幸福、健康、才能、财富、快乐、权势等一切，但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他就会堕落成动物。所以，我们识人时也必须识人的真、善、美。真、善、美是十分相近的品质。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结果上是愉快、和善的。爱因斯坦说过，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体美，是万美的荟萃。再没有比人类形体更美的了。人体美在于四肢五官端正匀称，再加上鲜明的色泽。人的美丽可爱，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容貌，还决定于他的精神面貌。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永远是年轻和美丽的。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心灵美比形体美更为珍贵，我们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为珍贵。论起美来，状貌之美胜于颜色之美，而适宜并优雅的动作之美又胜于状貌之美。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真正有美的心灵的人总是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们识人就是要对实实在在的人进行考察，看其有无真、善、美的品质。例如，在科学界，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达尔文与华莱士的友谊。达尔文在环球考察结束之后，投入了写作《物种起源》的紧张工作。正当他写到第十章的时候，收到远在马来群岛华莱士的一篇论文。论文不谋而合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观点，这不能不使达尔文大为惊异。可是这时，达尔文想到的并不是对方可能捷足先登，成为进化论的创始人，而是满怀惊喜，希望优先发表华莱士的论文。后经一些学者的劝告，他才决定同时发表论文。识人就是要识那些真、善、美统一的人。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可是自古以来，就有人相信，相貌跟才能有关系，甚至跟命运有关系。鼻直口方，两耳垂肩，是帝王之相；倒眉豆眼，尖嘴猴腮，是鼠辈之相。唐代考选官员有明确的规定，考试之外，还要看应选者的身相口齿。当然，那主要还是出于朝廷官员形象的考虑，就像今天秘书、公关人员要求有漂亮的外表、优雅的风度一样。至于科试录取以貌定名，这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在明代科举史上，有几个皇帝以貌取人。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明朝举行开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种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有其父必有其子，明惠帝朱允炆登基第二年，也就是建文二年（1400），殿试原拟王艮为第一名，明惠帝听大臣描述了王艮的长相，嫌王艮形象不佳，改为第二。谁来做状元呢？阅卷大臣意见不一。一部分人主张定胡广，一部分人主张定汤溥，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请皇帝定夺。惠帝命令宣胡广、汤溥上殿，他要亲自看看再定。胡广接到圣旨，立即前往；他长得广雅秀气，一表人才，惠帝一看即中，就定他为状元。不过惠帝觉得他名字不太好，“胡”通常指北方那些袭扰中原的少数民族敌对国，“蛮胡”怎么能让它扩张广大呢。惠帝让胡广改名为胡靖，“靖”有安定、肃清的意思。汤溥本来长相也不差，可惜他动作迟缓了些，胡广先他上殿，汤溥只能痛失状元桂冠。
前人创式，后人效尤，以貌取状元就形成了习惯。陆容的《菽园杂记》里说，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临朝试进士，大学士杨士奇主持阅卷。初定浙江的周旋为状元，名单刚宣读，就有人发问，周旋相貌如何；在场的几位浙江籍官员连忙插话，说这个人身体修长，皮肤白皙，算得上浙江的美男子，大臣们一听，那还有什么好说，又有文才，又有扮相，于是奏报皇上。御旨批准，周旋定为状元。等到传胪唱名，官员们大吃一惊，站出来的周旋不仅谈不上漂亮，而且相当丑陋，浙江籍的众位官员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事。原来浙江应试的还有一个周碹。周旋是温州人，周碹是淳安人。“旋”和“碹”，浙江人听来音差不多，浙江籍官员把周碹当做了周旋，造成了误会。生米煮成了熟饭，状元已经宣布出去了，也不好更改，周旋幸运地保住了状元头衔。
英宗有了第一次的经历，第二次就谨慎了。正统四年（1439）殿试，大臣奏报名次，定张和为第一名。英宗不放心，特地派贴身太监去实地观察一下长相。太监偷偷到张和的住处看了看，回来报告说张和的一只眼睛有毛病。英宗提笔一下将张和降至二甲第一（总第四名）。可怜张和爹妈没有给他一副好脸相，套到头上的状元帽又飞了。最后经过太监相面，取施励为状元。
让皇帝操心中魁状元的脸相，总不是个事。后来，殿试初定名次后，干脆就让新进士们都到内阁来唱一次名，看了长相再最后确定状元。陆粲的《庚巳编》记录了一件趣事：成化十四年（1478）殿试，大学士万安主持阅卷。开始大臣们看了一天卷，找不出一份十分称意的卷子。万安左翻右翻，觉得江西泰和人曾彦的卷子比较出色。大家经过反复比较，觉得万安有眼光。当天晚上，入选新进士唱名。喊到曾彦时，万安特意留神观察了一下。曾彦身材伟岸，面目英俊，气度不凡。万安暗暗高兴，一唱完名，就兴奋地对同僚们说，状元可以确定了。大家也一致同意万安的意见。宪宗问明情况，批准了万安所定名次。传胪唱名的那天，应声站出来的状元曾彦，皱纹满脸，髭须满腮，分明是个六旬老汉，毫无儒雅之气，万安和大臣们大吃一惊。典礼结束，他们急忙找出曾彦的卷子看，怎么文章也觉得非常平庸。一夜之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大臣们眼睛有毛病，还是曾彦有神明相助，施了障眼法。其实，哪有神明相助，只不过是万安和大臣们老眼昏花而已！这一年取录进士350人，平常人也会看花眼，更何况万安是个60岁的老头呢。
郭种、王艮、张和都是不幸的，周旋、曾彦则是万幸。和他们比较起来，丰熙的命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试结束后，明孝宗朱祜樘亲自阅卷。看到浙江宁波人丰熙的对策，十分赞赏，定为第一。孝宗派人打听丰熙的相貌，回报说丰熙的脚有毛病。祖宗之法不可改，只得易人。于是，孝宗心生一法以作宗补，定丰熙为一甲第二，赏赐同状元。丰熙也就成了身着状元袍的假状元。
人之长短
“天生我才必有用”。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如能发掘人之长处，则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如不见人之所长，只寻人之所短，将认为人才缺少甚至无才。因此只视人之所短，则不知才；能发现人之所长，则人才来源不绝。
而能否发现人之所长，使众多人才涌现，用人者必须抛弃论资排辈的成见，排除个人的爱憎，眼睛不只是向上，主要是要向下，不拘一格选人才，能如此，则不会因“一叶障目”，人才在身边而如视不见，众多的人才将会脱颖而出。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既是知人用人的准则之一，也是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国策·齐策三》记载：孟尝君有个门客，因不喜欢他，拟赶他走。鲁仲连对孟尝君说：“猿猕猴错（离）木（树）据（居）水，则不如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沫释三尺之剑，而操铫（大锄）耨（锄草具）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民。故物合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抽则罢，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外，而来害相复（报复）者，岂非世之立教首（重要教训）也哉！”孟尝君说：“善！”才没有赶走那位门客。
孟尝君曾任齐相多年，其门下食客三千人，以养士著称。鲁仲连是齐高士，有卓识奇谋，常游说各国，排解纠纷。孟尝君最尊敬鲁仲连，通过两人的谈话，可见两人对人才看法的不同在于：孟尝君派人干的事没有做好，便认为他无能；教人的事不会，就认为他笨拙，要将他赶走。鲁仲连则认为事物合其长而取其短，即使是圣王唐尧也不能把事情办好。这说明鲁仲连是主张用人要弃其所短用其所长。孟尝君与鲁仲连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实是反映了两种知人用人的不同观点。
鲁仲连所谈的是如何正确用人的问题，即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才能知人用人，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为己所用。如果是弃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这就不可能知人，必然认为其人无用笨拙而不用，如此则无可用之人，从而孤立自己，增加了仇敌。历史上得人失人，都与用人所长或用人所短有关。这确是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由于孟尝君采纳了鲁仲连的意见，纠正用人所短的做法，懂得用人之所长，其食客三千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为之所用。识人坚持量才适用的原则，要注意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每个人才的具体情况往往不同，有的是通才，有的是多才，有的是专才；有的少年得志，有的大器晚成，等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每个人才的长处与短处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例如，有的人才很有魄力，敢想敢干，但考虑问题往往不够周密，显得不够稳重；有的人才处事稳重，深思熟虑，却往往又失之魄力不足；有的人才原则性强，但工作方法却可能欠灵活，等等。正像吴玉章同志在一段自我总结中所分析的那样：“我觉得我有优点，但同时又有缺点。如我忠诚坦白，因此常缺乏警惕性，易受人欺；有恒心毅力，但因此做事迟缓，不敏捷；志趣远大，但又好大而不顾实力，常常不能完成计划；……”这种现象在我们人才队伍中较为普遍。所以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个人才的长处和短处，在看到一个人才的短处的时候，需要再分析一下，与短处联系的会有些什么长处，在看到他的长处的时候，也要分析一下，与长处联系的还可能有什么短处，在某种情况下，扬长能够避短，避短必须扬长，扬长了也就避短了。扬长与避短之间不是孤立的或平行的，而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使用人才，不要把着眼点放在“全才”上，而应当放在扬其所长上；实事求是地取长避短，先看长处，多采长处，使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长处，施展才干。
人才，不是全知全能的完人，但各有特点和所长。有的善于做军事工作，有的善于做政治工作；有的精通某种专业，有的具备多方面的才干；有的懂专业但缺少组织领导能力，有的则二者兼而有之；有的适合当主官，有的适合做副职；有的长于带兵，有的则做机关工作更能发挥作用，等等。领导者的责任，就是按照他们这些不同的长处和特点，量才使用。为各类人才提供最能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条件，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坚持量才使用的原则，首先是要正确处理好按需使用和量才使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人才使用要“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提拔人才要“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就是说，合理地使用人才，要从事业和工作的需要出发，同时又尽可能地照顾到个人的志趣和专长，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里，事业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个人的才干和特长，应当服从于事业的需要并为事业服务，不能离开党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而过分强调照顾个人的才干和特长。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一些情况：在一些德才素质大致相当的干部中，有的人因本单位工作需要而提拔了，有的人却因暂无这种需要仍要做一般的工作；有的人走上关键岗位，有的人则为了培养接班人而要腾出位子；有的人虽有某种特长，但为了服从大局，则需要转行；有的人虽缺乏某方面的才干，因职责的需要却要从头学起，等等。所有这些，如果单从发挥人才的某种才干、长处着眼，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如果放眼于整个事业发展的需要，却并不难理解，而且还会自觉地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当发挥个人长处与服从革命需要之间发生了矛盾，应该在服从需要的前提下再考虑个人特长的发挥。那种只看重发挥个人特长，不顾及整体利益和客观可能的态度，是党的人才政策和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
放大眼光了解人
放大眼光了解人，这是识人学中一条基本定律，是人类自古至今对识人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无论任何时代，要想从众多的人群中发现人才，识别人才，必然放大眼光了解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更应该重视放大眼光了解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选拔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放大眼光了解人的事例屡见不鲜。1938年9月，陈云同志在题为“干部政策”的报告中，就曾提出“放大眼光来了解人”几个字。了解人是选拔人的前提。可是，我们一些同志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视野太窄，或者只看到机关，看不到战线；或者只看到眼皮底下的几个熟人，看不到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同志；或者只看到党政干部，看不到技术干部……选才眼光覆盖面积太小，选来选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只有扩大眼光，才能见前所未见，闻前所未闻，把真正有才学“而才美不外现”的同志，从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选拔出来。
在眼光狭隘的人才选拔者中，有一种人专门把眼光放在“亲”字上，或者“亲信”，或者“亲戚”，或是“亲近”。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狭隘的眼光者那里，还常常会出现矮子里拔将军的现象，这是难以使贤才得以重用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被刘邦打败、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任人唯亲，看不到其他有才能者或看到也不予选用的人，结果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下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记载了这段史实：“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意思是说，也不是项羽看不见可选用的人才，而是他旁边的人蒙蔽了他。
选用人才，非亲不用，其他贤才一律视而不见，历来为一些有见识的人所反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臣闻用人才，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含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公日贤矣；已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用，皆众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遣贤旷官之足病哉？”
司马光讲的“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举之以众，取之以公”的道理，就是“放大眼光”的意思，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今天，我们处在世纪之交的开放时代，我们不仅有了“放开眼光”的必要，而且有了“放开眼光”的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公开选拔人才，我们应当放眼看世界，扩大视野，在五湖四海的范围内识别人才，了解人才。
识人贵在放大眼光了解人，而要真正做到放大眼光了解人，必须树立和提高思想境界，克服在识人用人上的短期行为。
毛泽东同志曾教诲人们要树立“美好的理想境界”。人们也常说：“××思想境界高”。可见境界是有美丑、高低之分的。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宗白华于1943年在论述境界时就曾对境界问题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而于后两者之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反映，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在此文中还说，“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艺术境界主于美”。
《汉语词典》中说：境界是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那么领导境界就是指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领导的程度和情景了。
《老子》十七章有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其意思是说，最好的世代的最好的统御者，人民群众不感到有池的存在；其次，人民群众亲近和赞美他；再其次，人民群众畏惧他；更其次，人民群众轻侮他，老子在这里说的统治或领导优劣的四个层次，也就是四种境界，四种类型。老子所以推崇第一种境界，用他在同一章里的话来说，就在于其“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就是说，领导者悠悠然不轻易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美国著名学者哈林·克里夫兰在其所著《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的英文版的扉页上引用了老子的这段话，并在其《中译本序》中赞扬说：“老子关于领导人的座右铭，二千五百年以来，仍未有出其右者。成功的领导艺术的标志是：当事成之后，被领导者均认为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领导与被领导交变“同一”的结果。领导行为不仅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顺乎民心，合乎民意，与群众的意愿完全吻合，这样被领导者就感觉不到有外来的强制力量，而自由自在地做其所欲做，为其所乐为。于是，领导者对他们来说，自然也就“不知有之”了。虽然老子的构想有着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仍不失为极高的领导境界，其合理的内核仍闪烁着理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