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循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
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报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掸税而狎犬也，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脸，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未，譬犹扬垛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
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邱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怕关其辞。鞅鞈铁铠，瞋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蓬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羲、神农之所以为师也。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
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项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优。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蚊首，扶拨在挠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好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兵莫憯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抱鼓为小，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斡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骡马而服驹駼。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梁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夫华骝、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昼日颠越，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螣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猨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鹜。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职事不嫚。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严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褒，万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
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间，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钩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晕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闻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
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瓤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往。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骐骥騄駬，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
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摘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揖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义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臣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君主治理天下，应实施无为而治，推行无须说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则。君主自身应清静而不浮躁，坚持自然法度而不动摇；以顺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态度任用下属，充分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必亲自操劳和费心。所以根据上述的原则，君主心里明白，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脚腿灵便却让相者引导宾客，耳朵聪敏却由执政官员来转达百官意见或计谋。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过错；言论合理，行为可作天下之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原理；也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事物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面装饰一串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冠冕两侧垂悬的绵丸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这是用来阻隔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小（越简约）。眼睛乱看则易淫邪，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则易搅乱。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它，则是离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饰它，则是伤害了它。
接受天之阳气的叫魂，接受地之阴气的叫魄；魂魄返聚心体玄房，各自所处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其大不可极，其深不可测；它常与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过去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时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检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灵汇报丰收成功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制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每当祭祀祖宗神灵时，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率领随从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能大功告成。他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而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所以，他尽管身处威厉地位，但却从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却不必动用；法令简略而不烦杂，所以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辖范围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各处无不听从归附。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虚，而天下风俗却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智巧奸诈从此萌发兴起，盗贼从此滋生泛滥；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政府各级官员不致力于归依天道，而是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增重，而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则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呼吸喘气，政令烦琐苛刻则民众烦躁不安。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供给这些动物喜爱吃的食物，并适时投放不让这些动物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驯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强制的约束和胁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
所以，圣人简省事务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爱，不须信誓旦旦反能显示诚实，不需索取就能获得，不用做什么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保守纯真，怀抱道德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如同回音应和声音，物影跟随形体：这些都在于圣人修养根本的缘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纯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无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大声呼喊只能传到百步之远，而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阳光、夏天的荫凉，万物都向往和喜欢它，却又没有谁要万物这样子。所以，最纯精的东西，你不用召唤它就会自然到来、不用挥手它就会自然离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又无法形容它。以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却能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熊面对白公胜举剑威逼，心志不惧泰然自若地转动着手中的球丸，表达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使自己在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中免受牵连。披挂着皮革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扼腕、情绪激愤、立马横刀来抵御敌兵的刀枪，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远了！以钱财笼络、刑法镇慑，这样来解决危难，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天下比无为而治难得多！
过去蘧伯玉做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访他，问：“你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征伐卫国，先派史墨前去侦察。史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来，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功效呢？所以皋陶尽管聋哑，但就是凭着哑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暴虐的刑罚，哑巴却有着比语言更值得珍贵的地方；师旷眼瞎而当上晋国的太宰，晋国便没有混乱的政局，瞎子有着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
所以，齐庄公好养武士和穷兵黩武，尽管他并没有要百姓互相争斗，但国家就是多灾多难，致使后来崔杼弑君作乱。楚襄王专淫好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淫乱昏昧，最后发展到国土丧失、逃离京城的灾难发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
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孔子听了快乐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挥手弹拨一曲，齐威王听了悲伤一整夜，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动。人在琴瑟上的弹奏，感情通过乐曲声音表现出来，人听了后就会引起悲哀或快乐。颁布法令、设置奖赏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是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没有随之推行他的诚心。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后感叹醒悟，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任他为官，可见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说，能听懂看懂音乐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风俗习惯，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胡、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职责明确不得懈怠。债少容易还清，职位职责少容易守职尽职，担子任务轻容易完成且大家乐意承担。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简约，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职事情，这样君臣虽然长处一起，但不会产生厌倦之感。
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应当像祭祀灵星时的尸主那样：庄重静默、端坐无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为丑陋掩饰，不为美善隐藏。一个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会觉得太大；万人分享这种恩惠，也不会觉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对待恩惠和慎重对待惩暴，他不轻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轻易对人惩处一样。这样，使他治国之道畅通无阻。因为施行恩惠，就会热衷于施舍给予，以致使无功者得到奖赏，无劳者得到爵位，这样一来，使轻易得到爵位官职的人会玩忽职守、松懈职责，而那些闲居游荡的士人也会极力谋取爵位官职。同样，施行惩暴，就会随意诛杀惩罚，以致使那些无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愿再努力为善，而那些行为不轨者倒反而敢于犯上作乱了。所以轻易广施恩惠容易助长奸邪、轻易施行惩罚容易滋生动乱；而一旦有这种奸邪、动乱，就是亡国的徵兆。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而民众一旦知道明白这赏罚的由来——均取决于自身表现，也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政府机构——朝廷反而人迹稀少，大家都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开辟出来的荒地都无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现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动，控制着横木杠杆上下运动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庄重静穆而不躁动，下属百官就能办好政事。这也好像军队中拿指挥旗帜的将领，这旗帜乱挥妄指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阵脚动摇。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的；施用智力聪慧也难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与其赞誉尧帝而诋毁桀王，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归返到无为而治之道。奉行清静无为的话，连上天都会赐给时运；推行廉俭守节，连大地都会助育生财的；而君主守朴处愚办事合情合理，就连圣人也会为他出谋献策的。所以说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天下也会归他所有。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达到这种君臣和谐的境界，才能谈得上君臣之礼节，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础。于是，君主凭借众人力量作为车，驾御众人智慧作为马，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隐处以避开燥热寒湿，室门关闭以避奸佞之徒。他内没有亲眼看到过巷里民情，外没有亲自巡视过山川湖泽；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内的东西，两耳只能听到百步之内的声音，可是天下事物却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是因为向君主输送信息知识的渠道广宽畅通、与君主一起商讨并出谋划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窥牖而能知天象。这就是说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这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而只凭借个人的智力，就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所以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这样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国之道就是这样明了。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
大禹疏通长江引导黄河，替天下人兴修水利，然而他却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开垦荒地，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却不能让禾苗冬天生长。这难道是他们还没有将本事全部发挥出来？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趋势不允许！如果勉强去做那些自然趋势不允许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观规律，那么你尽管是圣人神仙也是无法将事情办成功的，又何况你还只是当今的普通君主呢？车载负荷沉重而马又疲弱，这时你就是是高明的驾御手——造父都难以驾车赶路去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车辆轻便、马儿健壮，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驾御手都能驾车疾驰。所以，圣人办事岂可违背事物规律、乖悖自然本性，将生来弯曲的变为笔直的、将原本卷屈的变为舒展的？他无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资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力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听；哑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马圈，而不能派他去传话。这是因为他们生理形体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备。所以有哪种功能的就安排他处在合适这种功能的岗位上，有哪种技能的就让他干合适这种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胜任这项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压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这项事情相称，那么他就不会觉得困难。所以，不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适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样发挥各自的作用，以至于不会有因无法胜任而出现的过失。这就是圣人兼容并蓄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人。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他们身处高位，担任要职，执政理事，那么谗佞奸邪之徒就无机会往上爬，这就好像方圆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虎鹿不能同游，是因为他们力量不等。所以圣人受重视处高位，这谗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扰破坏，那就像小鸟碰到鹞鹰、老鼠遇到狸猫一样，必定要丧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亲和，百姓归附；如果君主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误，便会终身受害。这国政的得失，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好比上面的绳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这并不需要工匠花费多少力气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线顺势修整就可以了。
所以君主如果诚信正直，那么国家政权也必定由正直人士来执掌，谗佞奸邪之徒就没有活动的市场；反之，君主如果不诚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谗佞奸邪之徒，忠贞之士就隐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开瓠瓜做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剖裂玉石没有什么用处，再加上玉石坚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绳墨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尽管有人敢搞歪门邪道，但这结果必定是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那样。这就说明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百姓则纷纷效仿缩食减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国百姓则纷纷处危争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足以产生影响以致移风易俗。当尧还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里的邻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来，贤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权势却能移风易俗，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尚书》说：“一个人做了善事，万民都依仗着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声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这些名声的实际内容。所以那些隐士就常常借着人们对他的称誉而获得尊贵，游士则常常凭着善辩而显达。考察他们之所以尊贵、显达的原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由于君主没有很好地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而一味相信众人的溢美之辞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那就需要君主对谈论国事的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国法，对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来考校他们是否真有才干胜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职的名分来要求下属百官必须名实相符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而下属百官也一定要言论符合实际、行为符合法规；这样才能使群臣紧密团结在君主身边，没人敢挟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规，但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必须加以反复检验、考校后加以推行，君主还应暗中查访官吏来观察他们的归向，并全面地听取多方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也不偏私地根据偶然一事作出结论。因此，君主能够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恶事情；百官们都忠于责职，致力于政绩功绩。在上的君主精明审察，在下的百官勉力从事，奸佞之徒灭绝，众人的功业日益进步。这样，有智者勤于职事、有勇者尽力于军事。动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人称誉的人，没有功劳也受到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受到惩罚；君主昏庸糊涂，群臣百官结党营私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争辩标榜，仕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名利；君主发布政令，下属官员就开始非议诽谤；法令明禁的东西，下属官员就用歪门邪道加以触犯；凭智谋混饭吃的人就热衷于搞计巧，靠勇力谋职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争斗；大臣专权，下吏持势，结党拉派，戏弄君主。这时国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按古人的说法是早已名存实亡了。再说那些不称官职、不能披甲上阵、不懂稼穑而徒有“贤圣”虚名的人，是不能由他们来实施国家教化的。骐骥、騄駬，是闻名天下的千里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这种情况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骑它。现在国家治乱的关键像车辙那样清楚地摆着，可是当代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权力帝位是君主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主驾御人臣的缰绳和嚼头。因此，君主掌握着权势要害和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所以能谨慎地把握着处事缓急的分寸、施予剥夺的节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尽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没有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也没有骨肉之间的亲情，但下属官员却能竭尽全力、不惜为君主牺牲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国家君主所利用的权势而导致他们这样做。
以前有个豫让，本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领地，豫让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与赵襄子开战，在晋阳城智伯惨败被杀，由他掌握的晋国也因此分为韩、赵、魏三国。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宠爱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用油漆涂满全身，让身上生出恶疮，并吞下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又敲掉门牙，改变容貌以便能行刺赵襄子。同样是长着一颗心的豫让却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主子背叛离弃，而对后来主子却甘心奉献生命，难道是豫让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厚薄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泽决定了豫让的取舍去留。纣王占据整个天下，使诸侯无不对他朝拜，凡有人迹的地方、车舟相通的区域，无不称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将纣王打败，难道是周朝百姓愿为君主效死、殷朝民众生就背叛的个性所决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对民众德义深厚导致他们能听从号令并加以执行。风大则波浪自然兴起，林大则鸟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属官员如果不能从君主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从下属官员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君臣之间的施予，就是这样有施有报。所以下属大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该按功劳大小赐爵封位对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该赐赏无功臣子，臣子也不会替无德之君拼死卖力，君主的恩泽如果不能遍洒人民群众，却想要他们乖乖听驱使，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庄稼成熟丰收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统御之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