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暐，字明仲，莒州日照县人。博学该通。登正隆五年进士。调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课增羡，迁昌乐令。改永清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国子助教。丁父忧，服除，调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太常丞，兼左赞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学。章宗册为皇太孙，复为左赞善，转左谕德，兼太常丞，充宋国报谕使。至盱眙，宋人请赴宴，暐曰：“大行在殡，未可。”及受赐，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礼。使还，迁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礼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迁右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傅徒单克宁薨，章宗欲亲为烧饭，是时，孝懿皇后梓宫在殡，暐奏：”仰惟圣慈，追念勋臣，恩礼隆厚，孰不感劝。太祖时享，尚且权停，若为大臣烧饭，礼有未安。今已降恩旨，圣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从典礼，则两全矣。”章宗从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罢，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无虑数十百条。提刑之设，政之大者，若为浮议所摇，则内外无所取信。唐开元中，或请选择守令，停采访使，姚崇奏‘十道采访犹未尽得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守令皆称其职？’然则提刑之任，诚不可罢，择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国家之长策也。”因举汉刺史六条以奏。上曰：“卿言与朕意合。”
拜礼部尚书。孙即康鞫治镐王永中事，还奏，有诏复讯，群臣举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上使参知政事马琪谕暐曰：“百官举阅实镐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亏损国法。”上因谓宰臣曰：“镐王视永蹈为轻。”马琪曰：“人臣无将。”由是永中之狱决矣。霍王从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养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问从彝丧服。暐奏：“慈母服齐衰三年，桐杖布冠，礼也。从彝近亲，至尊压降与臣下不同，乞于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绢巾，既葬止用素服终制，朝会从吉。”上从其奏。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问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给，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礼未举，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宁，致斋之际，有不测奏报何如？”对曰：“岂可逆度而妨大礼。今河平岁丰，正其时也。”上复问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对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对曰：“三君矫枉太过。今不毁除、不崇奉，是为得中矣。”是岁，郊见上帝焉。
顷之，翰林修撰路铎论胥持国不可再用，因及董师中趋走持国及丞相襄之门，上曰：“张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为御史大夫，恳辞，不许。明年，坐奏事不实，夺一官，解职。起为安武军节度使。致仕，例给半俸，久之，暐不复请，遂止。
暐自妻卒后不复娶，亦无姬侍，斋居与子行简讲论古今，诸孙课诵其侧，至夜分乃罢，以为常。历太常，礼部二十余年，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子行简、行信，行信自有传。
行简字敬甫。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丁母忧，归葬益都，杜门读书，人莫见其面。服除，复任。章宗即位，转修撰，进读陈言文字，摄太常博士。夏国遣使陈慰，欲致祭大行灵殿。行简曰：“彼陈慰非专祭，不可。”廷议遣使横赐高丽，“比遣使报哀，彼以细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问还报，横赐未晚”。徒单克宁韪其言，深器重之。转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俱进读陈言文字，累迁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学士院更定历名，行简奏乞复校测验，俟将来月食无差，然后赐名。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复校。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明昌三年不置闰，即以闰月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刻不同。道用不会考验古今所记，比登事迹，辄以上进，不可用。道用当徒一年收赎，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去。
群臣屡请上尊号，章宗不从，将下诏以示四方，行简奏曰：“往年饥民弃子，或丐以与人，其后诏书官为收赎，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识认，官亦断与之。自此以后，饥岁流离道路，人不肯收养，肆为捐瘠，饿死沟中。伏见近代御灾诏书，皆曰‘以后不得复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诏书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国史。改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史如故。
行简言：“唐制，仆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贺，降阶答拜。国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师、三公、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书省宰执上日，分六品以下别为一班揖贺，宰执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谓身坐举手答揖，近于坐受也。宰执受贺，其礼乃重于皇太子，巩于义未安。别嫌明微，礼之大节，伏请宰执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贺，宰执起立，依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论之是矣。”行简对曰：“礼部盖尝参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省廷不从，辄改以奏。”下尚书省议，遂用之。宰执上日，三品以下群官通班贺，起立答拜，自此始。
行简转对，因论典故之学，乞于太常博士之下置检阅官二员，通礼学资浅者使为之，积资乃迁博士。又曰：“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未有成书，乞定会要，以示无穷。”承安五年，迁侍讲学士，同修史、提点司天如故。
泰和二年，为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颜瑭戒之曰：“卿过界勿饮酒，每事听于行简。”谓行简曰：“宋人行礼，好事末节，苟有非是，皆须正之，旧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复曰：“颇闻前奉使者过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争渡船，此殊非礼。卿自戒舟人，且语宋使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丁宁谕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诏曰：“每奏事之际，须令张行简常在左右。”
五年，群臣复请上尊号，上不许，诏行简作批答，因问行简宋范祖禹作《唐鉴》论尊号事。行简对曰：“司马光亦尝谏尊号事，不若祖禹之词深至，以谓臣子生谥君父，颇似惨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虽有尊号，太宗未尝受也。”行简乞不拘对偶，引祖禹以微见其意。从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体。
改顺天军节度使。上谓行简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伪，卒难臆度，如何治之则可？”对曰：“臣奉行法令，不敢违失，狱讼之事，以情察之，钤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镇静为务，庶几万分之一。”上曰：“在任半岁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简到保州，上书曰：“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辄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复告水占沙碱者三分之二，若悉从之，何时可定。臣谓当限以月日，不许再告为便。”下尚书省议，奏请：“如实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种，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尚书省下按察司复同，然后改拨。若沙碱瘠薄，当准已拨为定。”制曰：“可。”
六年，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太一新历》，诏行简校之。七年，上遣中使冯贤童以实封御紥赐行简曰：“朕念镐、郑二王误干天常，自贻伊戚。藁葬郊野，多历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复前爵，备礼改葬，卿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闻。”又曰：“欲使石古乃于威州择地营葬，岁时祭奠，兼命卫王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后，谨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须降诏，卿草诏文大意，一就封进。”行简乃具汉淮南厉王长、楚王英、唐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故事为奏，并进诏草，遂施行焉。累迁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转太子太傅，上书论议和事，其略曰：“东海郡候尝遣约和，较计细故，迁延不决。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臣愿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救生灵。或如辽、宋相为敌国，岁奉币帛，或二三年以继。选忠实辨捷之人，往与议之，庶几有成，可以纾患。”是时，百官议者，虽有异同，大概以和亲为主焉。庄献太子葬后，不置宫师官，升承旨为二品，以宠行简，兼职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备防秋兵械，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皆纳弓箭。行简上书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丁忧致仕，安有所谓如法军器。今绳以军期，补弊修坏，以求应命而已，与仓猝制造何以异哉。若于随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拘括，择其佳者买之，不足则令职输所买之价，庶不扰而事可办。”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皆曰：“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权参政乌古论德升曰：“职官久享爵禄，军兴以来，曾无寸补，况事已行而复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议也，丁忧致仕官竟得免。是岁，卒，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
行简端悫慎密，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礼部，典贡举终身，缙绅以为荣。与弟行信同居数十年，人无间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佩、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
赞曰：张暐、行简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於家庭，讲於朝廷，施用於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谦，避哀宗讳改焉。大定十年词赋进士，历仕州郡，以能称。明昌间，入为尚书省令史，累迁左司郎中。章宗谕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职，左司事不为不练，凡百官行止、资历固宜照勘，勿使差缪。若武库署直长移刺郝自平定州军事判官召为典舆副辖，在职才五月，降授门山县簿尉。朕比阅贴黄，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实，其如选法何？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复犯之。”
五年，为右谏议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须遣监察体访，宜据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见乎？”守谦对曰：“提刑官若不称职，众所共知，且其职与监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纳焉。是年夏，上将幸景明宫清暑，守谦连上疏，极谏之。上御后阁，召守谦入对，称旨。进兼尚书吏部侍郎。时镐王以疑忌下狱，上怒甚，朝臣无敢言者。守谦上章论其不可，言极恳切。上谕之曰：“汝言诸王皆有觊心，而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此何等语，固当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当处，故免。”既而以议镐王事有违上意，解职，削官二阶。承安元年七月，降为宁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为山东路按察使，转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为定武军节度使。
八年六月，复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书。九月，诏守谦等一十三员分诣诸路，与本路按察司官一员同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见于香阁，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寻出知济南府，移镇河中。大安末，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河东南路安抚使，俄知彰德府。
三年，召为尚书省右丞。会宣宗始迁汴梁，益谦乃建言：“汴之形势，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严河禁以备不虞，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勿听渡。”是时，河北民迁避河南者甚众。侍御史刘无规上言：“侨户宜与土民均应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问宰臣。丞相端、平章尽忠以为便。益谦曰：“侨户应役，甚非计也。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兵稍息即归矣。今旅寓仓皇之际，无以为生，若又与地著者并应供忆，必骚动不能安居矣。岂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赏，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规章示之。三年八月，进拜尚书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初，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及是，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乃遣编修一人就郑访之。益谦知其旨，谓之曰：“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贤卿、颐卿、翔卿，皆以门资入仕。
赞曰：贾益谦于卫绍王，可谓尽事君之义矣。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綍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其甚矣。《传》曰：“不有废者，其何以兴！”
刘炳，葛城人。每读书，见前古忠臣烈士为国家画策虑万世安，辄叹息景慕。贞祐三年，中进士第，即日上书条便宜十事：
其一曰，任诸王以镇社稷。臣观往岁，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宝之末，洛阳、潼关相次失守，皇舆夜出，向非太子回趋灵武，率先诸将，则西行之士当终老於剑南矣。臣愿陛下择诸王之英明者，总监天下之兵，北驻重镇，移檄远近，戒以军政。则四方闻风者皆将自奋，前死不避。折冲厌难，无大于此。夫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后威令也。
二曰，结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艰危之后，易于为惠，因其欲安而慰抚之，则忠诚亲上之心，当益加于前日。臣愿宽其赋役，信其号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罢。时遣重臣按行郡县，延见耆老，问其疾苦，选廉正，黜贪残，拯贫穷，恤孤独，劳来还定，则效忠徇义，无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乱，惟陛下留神。
三曰，广收人材以备国用。备岁寒者必求貂狐，适长途者必畜骐骥。河南、陕西，车驾临幸，当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励风俗，缓急可以备驱策。昭示新恩，易民观听，阴系天下之心也。
四曰，选守令以安百姓。郡守、县令，天子所恃以为治，百姓所依以为命者也。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自今非才器过人，政迹卓异者，不可使在此职。亲勋故旧，虽望隆资高，不可使为长吏。则贤者喜於殊用，益尽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励矣。
五曰，褒忠义以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后，有司略不加省，弃职者顾以恩贷，死事者反不见录，天下何所慕惮，而不为自安之计邪？使为臣者皆知杀身之无益，临难可以苟免，甚非国家之利也。
六曰，务农力本以广蓄积。此最强兵富民之要术，当今之急务也。
七曰，崇节俭以省财用。今海内虚耗，田畴荒芜，废奢从俭以纾生民之急，无先于此者。
八曰，去冗食以助军费。兵革之后，人物凋丧者十四五，郡县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审权救弊之道。
九曰，修军政以习守战。自古名将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故可使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服习，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可不慎哉。
十曰，修城池以备守御。保障国家，惟都城与附近数郡耳。北地不守，是无河朔矣，黄河岂足恃哉。
书奏，宣宗异焉。复试之曰：“河北城邑，何术可保？兵民杂居，何道可和？钞法如何而通？物价如何而平？”炳对大略以审择守将则城邑固，兵不侵民则兵民和，敛散相权则钞法通，劝农薄赋则物价平。宣宗虽异其言，而不能用，但补御史台令史而已。
论曰：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试既不失对，而以一台令史赏之，足以倡士气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改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高琪奋击破之，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内附，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高琪曰：“汝年尚少，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朕甚嘉之。今与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戒谕曰：“卿读书解事，蜀人亦识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以闻。”使还，加都统，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来逆战。既合，宋兵阳却。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阵，宋兵复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潜兵上山，自山驰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乃解围去。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遣夹谷福寿击走之，斩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飐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飐军赏赉有差。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败绩。贞祐初，迁元帅右监军。闰月，诏高琪曰：“闻军事皆中覆，得无失机会乎？自今当即行之，朕但责成功耳。”
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每出战辄败，纥石烈执中戒之曰：“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及出，果败，高琪惧诛。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丙寅，诏曰：“胡沙虎畜无君之心，形迹露见，不可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方慎图之。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达于高琪，今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戮讫。惟兹臣庶将恐有疑，肆降札书，不匿厥旨。”论者谓高琪专杀，故降此诏。顷之，拜平章政事。
宣宗论马政，顾高琪曰：“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对曰：“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宣宗曰：“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阅三日，复奏曰：“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用。”宣宗曰：“马虽多，养之有法，习之有时，详谕所司令加意也。”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曰：“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之罪也？”对曰：“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将败事。”宣宗问杨安儿事，高琪对曰：“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上书求见，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辄屏左右。先是，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中外畏之，常以为忧，因入见，屏人密奏，请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复欲结高琪，诣其第上书曰：“宰相自有体，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议。”恐高琪不相信，复曰：“茂尝间见主上，实恶相公权重。相公若能用茂，当使上不疑，而下无所议。”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闻。游茂论死，诏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兰请密，召至近侍局，给笔札，使书所欲言。少顷，宣宗御便殿见之，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奏曰：“日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朝廷乃诏领义军。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帅府方欲讨捕，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元帅府。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复奏曰：“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使其党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飐军，已而无功，复以为武卫军使。以臣观之，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兰出，复戒曰：“慎无泄也。”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向者河朔败绩，朝廷不时出应，此失机会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无虑数十万，若效命一战，必无今日之忧，此失机会二也。既退之后，不议追袭，此失机会三也。今已度关，不亟进御，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以厌众心。”不报。御史台言：“兵逾潼关、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别兵攻击州县，是亦困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以此待之。”诏付尚书省，高琪奏曰：“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遂寝。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宣宗惑之，计行言听，终以自毙。
未几，进拜尚书右丞相，奏曰：“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制可。高琪请修南京里城，宣宗曰：“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
初，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冬冱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於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得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遂寝。
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终当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无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飐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彖多厚抚此军，彖多辄杀飐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飐详稳。丁父忧，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徕中都飐军，无功，平章高琪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尫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飐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误国如是邪。
部分译文
程寀，字公弼，燕郡析津人。祖父程冀，任辽的广德军节度使。程冀有六个儿子，父子都从科第出身任职，士族们称他家为“程一举”。程冀的第二个儿子程四穆，是辽国的崇义军节度使。
程寀是四穆的小儿子。他从小就像成年人一样。二十岁时，好学，中进士甲科，累迁至殿中丞。天辅七年(1123)，太祖入燕，被任命为尚书都官员外郎、锦州安昌县令，累加至起居郎，任史馆修撰，因为随军有功劳，加封少府少监。
金熙宗时，程寀历任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他上疏朝廷奏事，其大略说：“殿前点检司，自古承担殿堂环卫之责，用以使宫禁肃然，天子尊严，防备不测之事。臣下有幸得以接近皇上，跟从天子观阅田猎之礼。我近见陛下打猎时，所有羽卫之士和侍从之臣不分贵贱都能够手执弓矢驰马追逐，而圣驾驰骋于崎岖不平的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中，容易迷失。当天从卯时直至申时，百官才走出沙漠，唯独不知皇上车驾在什么地方。等候了许久，才有骑士来报，说皇帝已带几骑人马到了行宫。我私下认为，古代的天子出入警跸，清道以后才出行。至于楚田猎于云梦，汉校猎于长杨，都大举陈列兵士护卫，以防备非常之事发生。陛下身膺祖宗的重托，怎么能够和数骑人马独自进出于林间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林侍卫，实在不能体现出宫禁中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来。微臣愿陛下深思熟虑。以后如再举行校猎，应当事先告诫有关人员，画好围猎场的地图，详细研究是否可行，然后下令清道再出行。选择交通要道旁的比较平坦的地方，作为皇帝休息的处所，挑选忠义的心腹卫士，由亲信心腹近臣加以统率，在周围加以警卫，等候麋鹿到来之后，再骑上马追射。还需事先派遣人员，搜索丛中林木，并清楚地设立标志，作为进出行走的道路。不然，只怕会留下让宗庙社稷忧虑之事。”
他又说“：臣下读《唐史》时，见追尊高祖以下的皇帝谥号，有的多至十八个字。前宋朝大中祥符年间谥号也多达十六个字，已灭亡的辽国也依照此例，近来陛下也接受了‘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个字。臣私下认为，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天子以追崇祖宗为孝。太祖武元皇帝接受天命开启帝基，八年之间，包有天下，功德茂盛，史无前例，却只谥为‘武元’二字，理实未妥，怎么能昭示于未来？臣愿陛下诏令有关方面定议谥号，也许能够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之光芒万丈，传至无穷。”
又说“：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巡狩四方的惯例，无不因事而行。或者视察民间风俗，或者审理各种冤狱，或访问民众疾苦，以布施恩德，这都是巡狩的含义。国家初兴，唯恐郡国新附民众，弃本逐末，仍依照旧时陋习，奢侈奸诈作伪，或者有审理不清的冤狱，官吏滥施刑罚，或者劳役无穷无尽，使四民各失其业。如今圣驾省察四方，将依照古代惯例行事，臣下愿天心洞照一切，委派大小官员，端正民风民俗，或者设立匣箱，以听人投诉申冤，或派遣使者巡视郡国，访问民情听理上告，这都是古代巡狩应办之事。以前汉昭帝慰问民众疾苦，光武帝访求民众灾难，这样就民和气顺，天下太平可坐而待之了。”
又说：“臣听说，高明的医生不是观察人长的胖瘦，而是诊察他的脉络是否有病而已。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不是光看天下是否安宁，而是看法令制度是否理顺而已。天下也就如同一个人，安危也就像人的胖瘦，法令制度就如同人的血脉，血脉没有毛病即使长得瘦也不要紧，血脉有病即使长得肥胖也是危险的。所以，人的四肢虽然齐全无病，也不足以此而有恃无恐，关键在于血脉。天下虽然安宁，也不足以夸耀，关键还在于法制如何。尚书省，是天子的喉舌之官，制定法制的机构。臣下愿皇上诏令尚书省官员，严令和督责百官，各尽其职，以立国家法度。如果吏部天官以举荐贤能，黜退不肖之徒为己任，就能使升降有章可循，选任合适官员，则法度立而民受其利，前代的兴亡，没有不是因此造成的。”
又说“：舜帝没有告知父母而娶了娥皇女英">娥皇女英二妃。帝喾娶了四个王妃，以配合天上的四星。周文王有一位王后、三位夫人，嫔妃若干人。所以选求淑女以充实后宫，是帝王的制度。但是女子无论美丑，入宫以后容易产生嫉妒之心，陛下如果想要多子女，不能不知道这种情形并事先加以告诫。”
又说“：臣下见本朝富有四海之地，礼乐制度，无不粲然一新。但宫禁中的制度，尚未严密。普通吏人兵士之流，都能任意出入其中，没有人加以检查，以至于好坏混杂而无区别。虽然制定一些禁令，但久未执行，实在不符合严格禁卫、申明法令的本意，这种情况，陛下不能不知道，一定要严加执行。”
他奏疏送上以后，皇帝十分赞赏并加以采纳，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上太祖谥号的事情。皇统八年(1148)十二月，程寀由翰林侍讲学士改任横海军节度使，又转为彰德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当年六十二岁。程寀为人刚直耿介，不阿谀奉承权贵以希图进取，有古代君子的风度。
任熊祥，字子仁。他八代祖任圜，是后唐的宰相。任圜的孙子任睿，跟随石晋北迁，因而成为燕人。任熊祥是辽国天庆八年(1118)的进士，当了枢密院令史。金太祖平燕以后，将燕郡给了宋人，任熊祥因而到了汴京，被任命为武当郡丞。宋朝法令规定，刚归附的官员不理政务，任熊祥便对郡守杨皙说：“既然不参预政务，请求只给我半俸来奉养双亲。”杨皙虽然没有答应，但很喜欢他的清廉。
金人攻占了均州和房州以后，任熊祥又到了金朝，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令史。当时，西京留守高庆裔代管枢密院事，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任熊祥也不阿谀奉承他。后来杜充、刘薚同知燕京行省，法制不统一，经常产生异议，任熊祥经常在中间调解处置。后来他历任深州、磁州刺史，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年，任山东东路转运使，又改任镇西军节度使。当时，朝廷命令徐文、张弘信讨伐东海县，张弘信有意逗留，宣称有病不肯前去，被责打二百杖。任熊祥被任命为会试主考官，他以“事不避难臣之职”作为赋题。当在朝廷御试时，他又以“赏罚之令信如四时”作为试题，海陵王大喜，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
大定初年，他出任太子少师。当时契丹贼人窝斡窃用王号，北部连连用兵不止，皇帝深感忧虑，下令公卿百官商议进行招抚或讨伐的意见。众人有不同看法。任熊祥进言说：“陛下忧虑劳困民众，连连用兵，不如用恩惠和信义来招抚感化他。”皇帝问“：谁可以充当使者？”任熊祥说“：微臣虽然年老，但凭借国家的威灵，还能充任前往。”皇帝说：“卿已年老，不需再烦你了。”大定七年(1167)，又告退回家。任熊祥以事奉母亲孝顺而闻名。母亲去世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停食三天，人人都称赞他。后死于家中。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由尚书省令史任同知霸州事。累迁至刑部员外郎，因为替故人说情而获罪，被责打四十杖，降任泰定军节度副使。四迁而任大兴府治中，被任命为户部侍郎。金世宗对宰臣说“：王袺过去当外地官员时，以刚直而闻名。而今听说专门替人减免罪刑以积阴德，各种事情他都不按法令而从轻处理。又善于侥幸以偷安，如果真是刚直的话，就应当为国家而忘记自身，公正而不偏颇，何必卖法来求得福佑呢？”不久任命他去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的民户，他多请了三万多石的粟米，被尚书省参奏而降了一阶官阶，出任同知北京留守事。皇帝说“：人们多认为王袺是名有才干的官员，依我看法，他凡事不肯尽力去办，只不过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任辽东路转运使。一年多以后，又改任显德军节度使。因为他在转运使的任上曾强扯硬拉侮辱仓使王祺致死，追降两级官阶解除现职务，并被命令打七十杖，降任郑州防御使。
金章宗即位，又提升为同知大兴府事。审录官员上奏说，王袺在担任显德军节度使时，廉洁刚直，军吏们都服从命令，遵纪守法，没有发生争执诉讼。于是，被提升为礼部尚书，兼任大理卿。他出使宋朝回国之后，正值朝廷要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徒单贞是金章宗母亲孝懿皇后的父亲。皇帝打算引用前代旧例，赐予班剑、鼓吹和羽葆等仪仗护卫。宰臣因为徒单贞是因参与刺杀金熙宗而被杀的，感到很为难。于是，皇帝下诏让礼官们提出看法。王袺上奏说“：晋朝埋葬丞相王导时，给予前后部的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唐朝以来，皇帝的仪仗使用班剑，王公以下的大臣使用的仪仗并无班剑，兼用羽葆也不是适宜臣子使用的，国朝以来埋葬大臣也没有采用过。”皇帝事先已经知道唐朝在安葬大臣李靖等人时都用了班剑和羽葆，便生气地说：“过去典故没有的，固然可以遵从，但使用了也并不过礼。”有一天，章宗诏令王袺和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日韦到殿门来，对他们说：“朝廷中的事情，你们这些谏官、礼官也应当加以争辩和分析。小民百姓的言论可以采纳的，我尚且听从，何况你们呢？自今以后在朝中议事，不能够都附和尚书省的意见。”
明昌二年(1191)，改任知大兴府事。当时许多僧人喜欢到各贵戚家里去游串，王袺十分厌恶，于是禁止僧人午后走出寺院。曾经有位僧人违犯了禁令，皇姑大长公主来替他求情，王袺说：“有皇帝的命令，立即可以放掉他。”于是，他立即召来这位僧人，打了一百杖致死，从此京城肃然。后来，他又因故意放纵罪人而获罪，又被削去官职。第二年，皇帝特别任命他为定海军节度使。并对他说：“你的性格过于刚直，随着自己心意办事，因而自陷于刑罚。你在年底被降职，我念你任职日久，颇有主见，所以特地把你从遭罪贬谪之中提拔起用，授以现职。况且那个地方年成歉收，民众饥荒，盗贼众多，你必须仍用熟悉情况的旧人加以镇守和安抚，才能使地方安宁和得到治理。希望你尽力而为，以图后效。”不久，他便上表请求退休。皇帝说“：王袺是个能干的人，国家的事情他出力很多。”因而不许可。后来，王袺又再次请求，这才答应了。泰和七年(1207)，死去，时年七十五岁。
王袺性情刚直严厉，遇事果断，官员和民众都害怕他的威严，就是有权势的豪强们也不敢触犯他。承安年间(1196～1200)，知大兴府官员出缺，皇帝对宰辅大臣们说“：要选用很有风度和气魄的就像王袺这样的官员当这个职务。”他就是这样被皇帝所深知。
范拱，字清叔，济南人。九岁就能写文章，尤其深通《易学》。北宋末年考取进士，任广济军曹，权邦彦任用他为书记，管理学校方面事务。刘豫镇守东平时，范拱撰写了一篇谒庙的文章，刘豫读后感到惊讶，十分赏识他。范拱便向刘豫进献了《六箴》。
齐国建立后，范拱累迁任中书舍人。他上奏了《初政录》共十五篇：一为《得民》，二为《命将》，三为《简礼》，四为《纳谏》，五为《远图》，六为《治乱》，七为《举贤》，八为《守令》，九为《延问》，十为《畏慎》，十一为《节祥瑞》，十二为《戒雷同》，十三为《用人》，十四为《御将》，十五为《御军》。刘豫很赏识他的这些意见但并不能完全采用。过了许久，被任命代理尚书右丞，又进升为左丞，兼任门下侍郎。
刘豫实行收取什一税的方法，名为古法，实际上是搜括民众，加上刑法严厉峻急，官吏们因而十分残暴。民众久遭兵灾，就更加贫困，许多人又被判罪入狱，境内百姓苦不堪言。右丞相张孝纯和范拱的哥哥侍郎范巽，竭力进言说明这些办法的弊端，请求仍实行履亩而税的方法，刘豫不肯听从。范巽还因此而被贬了官，从此以后没有人敢进言。范拱说“：我如果进言的话就会被认为和哥哥是同党，不进言百姓就会困苦不堪。我既然参与朝政，就要为百姓而进谏。”于是，他便上疏向刘豫进谏，大意是说：“国家以宋朝因重敛而亡作为教训，采用什一税法，本意在减轻民众负担，而官吏们实行的过于严急，使民众违犯禁令，这不是国家长久实行的良策。”刘豫虽然没有立即听从，也并不处罚他。范拱便让刑部上奏各路以税抵罪的总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刘豫见人数太多，便更改为五等税法，但民众仍然认为赋税过重。
齐国被废以后，梁王宗弼主管行台省事，范拱是他的属官。宗弼访查对民众有利和有害的事情，范拱请求减少百姓的赋税，宗弼听从了，百姓所交纳的赋税减少了三分之一，民众这才获得喘息之机。范拱不轻易赞誉别人，但对有才干的人都加以举荐，李南、张辅、刘长言都是范拱举荐的。刘长言从汝州的郏城县酒监被提升为行台省郎，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被提升的，范拱自己也绝口不谈。后来，他因久病而请求到近郡任职，被任命为淄州刺史。皇统四年(1144)，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于是以通议大夫名义退休。他静居书室读书，很少和妻子交谈。
金世宗在济南时就听说了他的声名。大定初年，范拱上疏奏事。七年(1167)，朝廷征召他入朝，任命为太常卿。负责有关郊祀的事务。有人进言说，过去历代建都于长安和汴京、洛阳，所以确定泰山、华山等为五岳，如今既然定都燕京，应当另行确定五岳的山名。寺中的臣僚们以《经？嵩高》疏中有“周朝建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的话为据。范拱认为不对，他在奏议中说：“轩辕皇帝居于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帝居于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而论，并没有根据所定居的都城而改变五岳的祭祀山名。”后来也就确定不改变祭祀的山岳。范拱曾经说“：礼官应当遵守礼法，法官应当遵守法令，像汉代的张释之可以说是能够真正守法的人了！”所以他所说的意见也就成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大定九年(1169)，他又再次退休，死在家中，年纪七十四岁。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杨彦稠，后唐清泰年间，任定州兵马使。后来跟随后晋国君北迁，便居住在临潢。他的父亲杨丘行，任太子左卫率府率。
杨伯雄在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海陵王留守中京时，杨丘行在那里当幕府官员。杨伯雄前来省亲，海陵王见到之后，十分器重他。过了许久，他被调任韩州军事判官。有两个盗贼装成商人，说是受到旅店主人的欺负，一同跑来州衙中陈诉，其实是想挟迫杨伯雄。杨伯雄细心地觉察到他们的奸诈，便将他们抓起来审问，一起抓获了他们的同党十多人，一郡人都惊讶和敬服。又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当时，海陵王执政，他自以为和杨伯雄是旧相识，便吩咐他时常到自己家里走走。杨伯雄应许了但并不去。有一天，海陵王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君子受知于人就应当以礼而进，依附于别人四处钻营，不是我平素的性格。”从此，海陵王更加厚待他。
海陵王篡位自立后，过了几个月，提升他担任右补阙，改任修起居注。海陵王急于求得国家大治，经常和他谈论到深夜。曾经问道：“国君治理天下之道，以什么为贵？”杨伯雄回答说“：贵静。”海陵王听后沉默不语。第二天，又问他说：“我迁徙了诸部猛安分别驻守边境戍镇，前夜的回答是不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乎静的？”回答说：“移兵以分驻边境，使之能够南北相互联系，这是国家长久之计。我所说的静，是指不扰民。”二更时分，又询问杨伯雄有关鬼神的事情。杨伯雄进言说“：汉文帝召见贾谊，夜半时分，向前移动坐席，不询问有关百姓的事情而问鬼神之事，后世人颇以此来讥笑他。陛下如果不认为我学识浅陋愚昧无知的话，希望能够问及治理天下的大计，鬼神之事我不曾学过。”海陵王说“：你只管随便说说，以减轻夜间的困倦罢了。”杨伯雄无可奈何，便说：“臣下家里有一卷书，里面写有人死后复活的故事。人们便问地狱中的官员，怎样给以免罪。回答说，你设一本日历，把白天所做的事情，在夜里记录下来，凡是不能写上去的就是不应当做的事情。”海陵王听后，脸色变得庄重起来。夏天时，海陵王登上瑞云楼乘凉，他让杨伯雄作诗。诗的末章写道：“六月不知蒸鰘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王看后很高兴，拿给身边的人看并说：“伯雄一说话就忘不了进行规劝，当臣子的就是应当这样啊！”再迁为兵部员外郎。守父丧，服终起任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任直学士，再改任右谏议大夫兼任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去世，伯雄因和他一起值班的同僚私下议论而获罪受责罚，话语写在《海陵诸子传》中。海陵王商议南征江南时，杨伯雄上奏说：“晋武帝平吴时也都是任命将帅出征，何必亲自总领军队？”海陵王不听劝谏。于是，免除了他修起居注的官职，也不再召见他。
大定初年，被任命为大兴府少尹，因服母丧而离职。显宗当皇太子时，挑选东宫的属官，张浩向他推荐杨伯雄，于是在服满后被起用任少詹事。杨伯雄哥哥的儿子蟠担任左赞善，他们进谏时言听计从，当时的舆论都以此为荣。杨伯雄收集了古代的太子贤能的和不肖的事迹，写成一部书，书名叫《瑶山往鉴》，进献给朝廷。这本书和他又进献的《羽猎》、《保成》等箴言，都受到朝廷的嘉奖和采纳。又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正遇到太子詹事职务缺人，宰相又举荐杨伯雄担任。皇帝说“：伯雄不能离开我的身边，而东宫也需要他去辅导。”于是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兼谏议大夫。
大定六年(1166)，皇帝巡幸西京，准备顺道到凉陉去避暑。杨伯雄领着谏官们一起进宫劝谏。皇帝说“：让我再慢慢考虑。”而杨伯雄仍然劝说个不停。同僚们都已经引退出去了，杨伯雄又过了很长时间才起身告退。当年到了凉陉，在巡行过程中果然出现了疏漏和失误。皇帝又回想起杨伯雄说过的话，当回宫以后，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对身边的近臣们说：“群臣之中有才干有气度的人不少，但没有人像伯雄那样忠实。”皇帝又对伯雄说：“龙逄、比干都是因为忠谏而死的，如果他们能够遇到明君，怎么会这样呢！”杨伯雄回答说“：魏征愿意成为良臣，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遇到明君啊！”于是，皇帝对着宰相们说：“《尚书》上说：‘你们不要当面表示听从，离开以后又另有说法。’我和你们一起治理天下，事情可不可行，应当立即当面陈说。卿等位居卿相，正是行道扬名之时，如偷安自便，侥幸于一时，如何向后世交代？”群臣都高呼万岁。
大定十二年(1172)，杨伯雄改任为沁南军节度使，又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退休时，皇帝问他：“谁能替代你？”石琚回答说“：伯雄可以。”当时人议论都认为石琚举荐得人。朝廷又任命杨伯雄代理詹事职务。他知无不言，提出了许多匡助朝政的好见解。后来宫廷中的官员有狡诈善变的人时，人们便必定以称赞杨詹事的正直来使他羞耻。后被任命为定武军节度使，改任平阳尹。起先，张浩曾经在平阳任职，有仁政。杨伯雄当了平阳尹后，百姓们都称颂他，并说：“前有张，后有杨。”又改任河中尹。死时六十五岁，谥为庄献。他的弟弟叫伯杰和伯仁，族兄名伯渊。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中进士。调为镇戎州判官、泾阳县令、泾州观察判官。补为尚书省令史。依照旧规定，必须试补两个月以后才正式补用。萧贡到尚书省只试用几天，上司就认为他有才干，当即正式补用他。后晋升为监察御史。提刑司上奏说，萧贡在泾州时有美政，因而被升任北京转运副使。双亲年老，便回家归养。
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举荐萧贡有文学才能，被任命为翰林修撰。萧贡上书朝廷说：“近年的弊端，在于选拔人才不注意器度见识和品行，只要善于写文书、不涉及吏议的就是能干。用人时不注意因才任职，只拘泥于资格加以任用。爵名重器的赐予不慎重，人人怀有侥幸之心。选用守令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员，民众遭受其害。希望朝廷提拔真才以振改浅薄的习俗，考核功绩才能以确定职务功业，慎用名器以抑止侥幸之心，注重守令的选用以厚邦本。然后政令和教化可行，百事可举了！”皇帝下诏让文臣们写一篇《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萧贡所写的被评为第一名，获得皇帝赏赐的上等缯帛四端。萧贡评论当时治政方面的五弊、开言路方面的四难，言辞恳切，被改任为治书侍御史。守父丧，服丧期满重新任用，后改任右司员外郎，不久又转任郎中，升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他与陈大任一起修订《辽史》。又改任刑部侍郎，历任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史，三次升迁任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
大安末年，改任彰德军节度使。因“兵起不能守住城池，亡失百姓”的罪名，被降为同知通远军节度事。不久，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历任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时，被指责军储物资缺乏治罪，皇帝下诏释放他不予追究。兴定元年(1217)退休。元光二年(1223)去世，谥为文简。萧贡好学，读书到老也不倦怠，注有《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通习经史，从女真字开始任官，累迁至国史院编修官。起初，丞相希尹创造了女真字，并设立学校，让讹离剌等人任教。后来读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转为学习经史。原先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都是从这条路后来直当到丞相的。温迪罕缔达被认为是最精深此道的。大定十二年(1172)，朝廷下诏要缔达所教的学生学习做诗和策文，如果写得有文采的，就根据才学加以任用，自愿继续学习的也听从选择。大定十三年，设女真进士科。当年，徒单镒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十五年，温迪罕缔达升任著作佐郎，和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一起翻译和注释经书。累迁任秘书丞。
大定十九年(1179)，改任左赞善，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归养。显宗派内直丞六斤对温迪罕缔达说：“赞善，开始时并未任命你当这个官职，皇上对我说：‘我得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学问博通，应该让他来辅导你有关德义方面知识。’过了几天，任命你当了赞善。我自以为亲身受到有关德义方面的教益，不胜欣喜。你现在还不能离去，不要心中为难。”过了许久，转任翰林待制，死于任上。明昌五年(1194)，追赠为翰林学士承旨，谥为文成。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调任隰州军事判官。有人诬告一家兄弟三人拦路抢劫，张翰暗访得知真实情况，就向州里说明并释放了他们。历任东胜、义丰、会川县令，补任尚书省令史，又任户部主事，升为监察御史。服母丧，服终，调任山东路盐使。服父丧，起复任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年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守边境，张翰任左右司郎中，由于意见不一致，处置不得法，张翰多次力争不被采纳。承裕被逮捕后，卫绍王知道张翰事先已经提过不同看法，便召见他并加以安慰。改任知登闻鼓院，仍兼原来职务，又升为侍御史。贞祐初年，任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时，调度有方，改任户部侍郎。
金宣宗迁都汴京，张翰规划筹措粮草并随从至真定，他上书皇帝进言五事：“一为强本，也就是要聚集兵士、迁徙豪强，以充实南京。二为足用，也就是说应当依照蔡州、汴河的旧渠道来通漕运。三为防乱，就是应当聚集义军，发给官印，让他们相互统帅，以使内部安定不致反复。四为省事，是说县、邑不能自保的应当加以合并，既可减少官员人数，又便于防盗。五为推恩，也就是应当广施恩惠，以示天子所在地值得庆幸的意思。”皇帝略加施行了。
张翰一向善于治理烦难的事务，每到一处就办理得有条不紊。升任河平军节度使、都水监、提控军马使，不久又改为户部尚书。当时，刚迁都南京，各种事情正是草创阶段，张翰处置得有条有理。当年去世，谥为达义。
张行简，字敬甫。他聪明而又苦学，博通经史。大定十九年(1179)考中第一名进士，被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因母亲去世而服丧，葬母于益都，闭门读书，没有人能够见到他。服丧期满，恢复原职。金章宗即位后，转任修撰，进读上奏朝廷的奏疏等，代太常博士。夏国派使者前来慰问，准备在皇帝去世的灵殿举行祭祀。张行简说：“他是被派来访问的，不是专祭的使者，不能这样。”朝廷商议准备广赐给高丽物品。张行简说“：近时我国派使者前去报丧，他们因一些小事加以阻拦，况且出言不逊，必须等移问的文书答复之后，再广赐不迟。”徒单克宁认为他说得对，对他十分器重。又转任翰林修撰，和路伯达一同进读上奏的疏文。累迁至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修改了新历法进上朝廷，皇帝下诏让学士院重新确定历法的名称。张行简上奏说，请再校正和测验一段时间，等以后月食时计算得没有差错，然后再赐给历名。皇帝诏令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人再行校正。党怀英等校定刘道用上奏的新历：明昌三年不设闰月，就将闰月作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星和木星都在危十三度的地方，而刘道用的历法是在十三日，相差一天；三年四月十六日夜里发生月食，新历计算的时刻和实际月食时刻不同。刘道用没有考察和检验古今的记载，也没有经过事实的验证，轻率进上朝廷，不能使用。刘道用被判了一年徒刑先关押后被赎出，任长行的彭徽等四人各被责打八十杖后罢免。
群臣多次请皇帝上尊号，章宗不答应。当准备下诏书颁布天下时，张行简上奏说“：往年饥民遗弃子女，有的送给人家收养，后来朝廷下诏让官府为他们收养或赎回，有的其父母衣食稍微充裕之后，就又去领认，官府也就判还给他们。从此之后，灾荒年景，孩子流亡于道路之上，没有人肯去收养，许多人因而饿死和病死于沟壑之中。我见近代发布的救灾诏书，上面都写上‘以后不得复取’的字样，如今请仍依照施行。”皇帝赞同他的话，令中书省照办。过了许久，张行简又兼同修国史，又改为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国史如故。
张行简进言说“：唐朝制度，仆射、宰相上任时，百官通班祝贺，仆射、宰相降阶答拜。国朝的皇太子在正月初一、生日时，三师、三公、宰相以下官员同班前往拜见祝贺，皇太子站立接受拜贺然后答拜。而现今尚书省正副主官上任之日，分为六品以下官员排为一班拱手祝贺，正副官员坐而答礼；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员上堂拱手祝贺，正副官员也是坐着答礼。我认为身体坐着举手答礼，近于坐下接受祝贺。这样，正副官员接受祝贺的礼仪，比皇太子还隆重，恐怕于理不妥。区别事情的大小，这是礼仪方面的重要问题，请让宰执官员上任之时，令三品以下官员同班祝贺，宰执官员起立，依照见三品官的仪式拱手答拜。”皇帝说：“这种事情怎么不早些加以区分和纠正呢？或者是都省擅作主张的，卿所论极是。”张行简回答说“：礼部曾经参考古今的礼仪，拟定了各种仪式，但省廷不肯听从，便更改以后上奏了。”皇帝将张行简的意见交尚书省商议，于是照他办法实行了。所以宰执们上任之日，三品以下官员一起向他祝贺，宰执们起立答拜的礼节，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
张行简又在和皇帝对问时，论及典章制度的故事是一门学问，请求在太常博士下面设置两名检阅官员，让精通礼学但资历较浅的人担任，等资格比较深了就升为博士。又说“：现今虽然有国朝所编的《集礼》，可是有关食货、官职、兵刑沿革等方面，都尚未成书，请求编成会要，以传于后世。”承安五年(1200)，他被升任侍讲学士，同修国史、提点司天监如故。
泰和二年(1202)，他担任了给宋朝国君生日祝寿的副使。皇帝召见了正使完颜瑭，告诫他：“你过境以后不要喝酒，各事听从张行简的。”又对张行简说“：宋人行礼时，喜欢关注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有不合适的，都应加以纠正，凡是旧例有的不能不办。”接着又说“：我听说以前派去的使者过淮河时，往往到中流，就在分界线争渡船，这实在非礼，你自己事先告诉船工，并且对宋国使者说：‘两国和好日久，不要争论细节小事伤了大体。’多说几遍，让他们都知道我方意图。”泰和四年，又下诏说：“每当奏事时，必须让张行简常在身边。”
泰和五年，群臣又上疏请皇帝上尊号，皇帝不答应，让张行简写诏书做批答，同时又询问他宋朝的范祖禹曾经写了《唐鉴》一文论述上尊号的事情。张行简回答说“：司马光也曾经反对上尊号的事情，不过文章没有范祖禹的言词深刻，范认为臣子在皇帝活着的时候就给国君上谥号，颇令人想起伤感的事情。”皇帝说“：你就用范祖禹的意思加以回答，并且说，太祖虽然有尊号，太宗却没有接受过。”张行简要求写文词时不拘泥于用对偶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