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则昊岁比于牺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圆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气彰其善恶，则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后刑，衢樽先惠，将以屏除灾害，引导休和，取譬琴瑟，不忘衔策，拟阳秋之成化，若尧舜之为心也。效原布肃，轩皇有辔野之师；雷电扬威，高辛有触山之务。陈乎兵甲而肆诸市朝，具严天刑，以惩乱首，论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兴仁，羽山咸服。而世属侥幸，事关攸蠹，政失礼微，狱成刑起，则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及周氏龚行，却收锋刃，祖述生成，宪章尧禹，政有膏露，威兼礼乐，或观辞以明其趣，或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恶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网，此所谓酌其遗美，而爱民治国者焉。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疒甫}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虐，与夫《甘棠》流咏，未或同归。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抽协，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汉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临之，于时百姓欣然，将逢交泰。而犴逐情迁，科随意往，献琼杯于阙下，徙青衣于蜀路，覆醢裁刑，倾宗致狱。况乃数囚于京兆之夜，五日于长安之市，北阙相引、中都继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将亡之国，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宪，适意以宽其网，桓灵之季，不其然欤！魏明帝时，宫室盛兴，而期会迫急，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污宫掖，不为搢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
世祖武皇帝接三统之微，酌千年之范，乃命有司，大明刑宪。于时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仰昭天眷，下济民心，道有法而无败，德俟刑而久立。及晋图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规，挹其流润，江左无外，蛮陬来格。孝武时，会稽王道子倾弄朝权，其所树之党，货官私狱，烈祖惛迷，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乱焉。
传曰“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禁”，则《书》所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则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屡，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载，事既参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
传曰：“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奸宄弘多，乱离斯永，则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后，狙诈弥繁。武皇帝并以为往宪犹疑，不可经国，乃命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
汉自王莽篡位之后，旧章不存。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是时承离乱之后，法网弛纵，罪名既轻，无以惩肃。梁统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
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理务。爱人故当为除害，理务亦当为去乱。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高帝受命，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设遁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乱，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禁绝钻钅赞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刑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芜，未经纂集。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议》，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左氏》云：‘虽有姬姜，不弃憔悴；虽有丝麻，不弃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德。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献帝善之，于是旧事存焉。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矣。
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议以为：“古者敦厖，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陈汤之都赖，魏尚之临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籓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于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魏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时有大女刘硃，挝子妇酷暴，前后三妇自杀，论硃减死输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
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
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欧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后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其文甚多，不载。
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顗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于是有诏改定律令。
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其后，明法掾张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欧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欧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欧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欲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
夫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雕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之。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焉。
是时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又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
及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又上言曰：
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输财，解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
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后，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戳，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数闻明诏，谓肉刑宜用，事便于政。愿陛下信独见之断，使夫能者得奉圣虑，行之于今。比填沟壑，冀见太平。《周礼》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黔黎不属逮者，此非为恶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于自非此族，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后世，以时嶮多难，因赦解结，权以行之，又不以宽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积狱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数而狱愈塞，如此不已，将至不胜。原其所由，内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积，且为恶无具则奸息。去此二端，狱不得繁，故无取于数赦，于政体胜矣。
疏上，又不见省。
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陈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恆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宫掖陵庙有水火毁伤之变，然后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内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日，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按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邪十五处。或是始瓦时邪，盖不足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禁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从臣言，禁止太常，复兴刑狱。
昔汉氏有盗庙玉环者，文帝欲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抔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后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后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内，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禁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得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頠虽有此表，曲议犹不止。时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遇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恆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克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卫其身。断当恆克，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恆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事以闻也。”
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按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
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
及帝即位，展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内外通议。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议，以：“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暢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肉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于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
尚书顗、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议，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余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能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以诱人于罪，残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囚，此则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邪！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丑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以杀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
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咸康之世，庾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存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长贞一以闲其邪，教禁以检其慢，洒湛露以流润，厉严霜以肃威，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人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岂能反于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于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
译文
传说：“用礼来治理天下，老百姓就会有廉耻而且会纠正过错。”让老百姓不触犯刑法，不如让老百姓不逾越礼法，如此说来，帝吴的时代舆伏牺氏的时代相比，应该说是有所不如了。至于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万物运动变化其形体就显示出它的喜怒哀乐，承受天地之气而显示出它的善恶，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狱刑罚被看轻，恩泽仁政先施行，是为了摒除灾害，使老百姓达到安逸和谐，好像琴瑟一样，不忘记准则，类似于春秋化成万物，好像尧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战阵，轩皇有辔野的军队；像雷鸣电闪一样显示威势，这是高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战场上摆开阵势杀敌和把罪犯杀死后在市朝陈列示众，都是要严肃天刑，惩罚为首作乱的人，推论他们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兴起仁义之师，羽山一带全部归服。但是世人心存侥幸，世事败坏，国政混乱，礼教衰落，诉讼和刑罚不断出现，于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了才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藏起各种武器，师法大自然养育人民的原则，效法尧禹的做法，在治理国政中施行恩泽，威权之中含有礼乐，有时是通过观察言词来弄清楚旨趣，有时是通过仔细听取言词来察看言外之意，有时是通过彰明善行来激发真情，有时是通过铲除恶行来推崇根本。至于用威势来确定霸业，把天下纳入正轨，用成王、康王的事来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造就是所说的酌取遣存的善行来爱民治国。至于败坏伦常，行道违背了明察审慎，造就像夏癸残害百姓，商辛祸害四海，卫鞅无容身之地，韩非的暴虐让人无法忍受，与那《甘棠》所咏唱的，并没有达到一致。秦文当初创造了诛减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抽胁一项，牢狱裹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汉王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用来安抚他们，汉文帝用刑措之道统治，于是百姓欢悦，感到交了好运气。但是监狱随着主意的变化而变化，法令和心意一样变动，在宫阙下被迫交出玉杯，皇后宫妃也走在出逃的垦路上，像王迂倒掉肉酱那样悲痛，身被刑罚，全宗族都被系入狱。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禁在京兆，在长安的市肆上被示众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个跟着一个，京城裹囚犯相继到来，也是经常有的。而在即将灭亡的国家，刑法全都废弃，刊削律条以应法令之急需，为了适意而放宽执法，在涅桓帝、漠灵帝那样的末世，不就是那样的吗!毯明帝时，宫室大规模地兴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严厉，有超过规定期限的，皇帝亲自把那些人召来审问，那些人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已经搬了家。王肃上疏写道：“陛下按刑罚杀掉的，都是些该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恐怕会做出叛乱的事来，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交给官吏，宣布他们的罪行。这样，同样是处死犯人，但是不弄脏宫廷，不会引起官员们的惊恐和惋惜，不会引起远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杀死容易，要活过来难，气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圣人很看重这种事。盂轲说：“杀死一个无辜而夺得天下，这种事仁者不会去做。”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统的妙法，采取自古以来的刑法，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制定法律。当时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新法，国家统一了法律，人民感到十分安适。颁布的法律虽然分条纲设立，但是人们说它简明实用，对上昭示了皇帝的眷爱，对下匡救民心，道因为有法律而不衰败，德因为有刑罚而长久建立。到了晋室策划南迁以后，有一百零二年，向往从前的法度，酌取流布的恩泽，江左都不例外，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树结的党羽，卖宫并私自设狱，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败坏，晋室的法度完全乱了套。
传说“三皇作出规定后人民不违反，五帝刻画刑罚图像而人民知道了禁令”，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为治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这样，那么对犯了罪该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头巾，对该施劓刑的人就染红他的衣服，对该施膑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双脚，对该施宫刑的人就让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样，犯了死罪是最严重的刑罚，用布做衣裾，没有领边，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弃他。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治其罪，五类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处执行。犯有五刑罪宽判为流放各有处所，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与前代相比起来，刑罚已经多了三倍了。夏后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五刑之类一共有三千种。殷朝沿袭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减。周朝用轻、中、重三种刑法治理国家，用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于是设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问群臣，二刺是问群吏，三刺是问万民；一宥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乱嫡庶顺序的耍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讨，穆王变得昏乱，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乱总是出现，造就是所谓“夏有乱政而创制《禹刑》，直有乱政而创制《汤刑》，固有乱政而创制《九刑》”。古时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从此以后，诡诈越来越多。武皇壶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国家，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当时刚好在离乱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梁统于是上疏说：
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减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乱。因此，五帝时有流放和诛杀遣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祸乱。因此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盲辞，禁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高帝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减省肉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强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国家，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元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日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强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乱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根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把初元、建平年间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足以了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交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办理的事，不能同意。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官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我认为高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梁统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革。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阳各种诉讼。明帝天性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奸邪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刑。因此唐尧著书说‘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因过失造成灾害，可以缓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宽判为流放的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都要严明恰当，。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禁囚犯地方的断决；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各种狱讼的事情上犯错误。陛下登上皇位以后，沿袭了这些指导思想，但是有关官员在办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审理案子的人急于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执法的人多做欺诈放肆的公文，违背事实，依靠拷打做奸邪的事，有的人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治理国政就像把琴弦调紧，大弦太紧了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抨击臧孙施行严酷的法令，赞扬郑侨施行仁政。当今圣德充盈，施及上下，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光大先前圣王的事业。清除烦法苛政，减轻杖刑，用来济助众生，增广至德。”皇帝采纳了陈宠的话，在定罪和行刑时，尽量从宽。后来又韶令有关官员，禁绝使用钴钻等各种使人极端痛苦的旧法令，解除妖异邪恶的禁令，消灭舞文弄法使人获罪的情况，议定了五十多个事项，明确地写在条令上。此后诉讼秩序稳定。
永元六年，陈宠又接替郭躬担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请求删除，说道：“臣下听说礼经共有三百种，讲礼仪细节的有三千处，因此《甫刑》上规定了死罪二百种，五刑之类共有三千种。礼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入的，礼中去掉的就归到刑中，相为表裹。现在的律令，犯罪应该处死的有六百一十种，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种，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种，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种，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种，耐罪多一千五百种，赎罪多七十九种。《春秋保干圆》说：‘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无穷无尽。而且法律有三家说法，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刑法繁多，应该命令三公、廷尉统一律令，应合经义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为三千种，典礼相应。其余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删除。要使百姓改变看法，用以实现广远深入的教化，达到没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并无穷无尽地流传下去。”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施行，恰好陈宠抵罪，建议于是无声无息。陈宠的儿子是陈忠。陈忠后来又做了尚书，大略依照陈宠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条，写成《决事比》，用以减除议罪的弊端。又上疏请求删除蚕室刑，解除脏吏三世禁锢，因神经失常导致狂暴杀人的可以减重罪，母子兄弟在替对方死时判决赦免替代的人，这些建议都采纳施行。虽然时常有所删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杂，没有经过纂集。
汉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编成《汉议》，上奏说：“国家的大事，莫遇于载籍。载籍这东西，能决断嫌疑，明辨是非，奖赏和刑罚应有之义，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后来的人们永远有所借鉴。因而胶束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辞官回家，朝廷每当讨论政事，总是派廷尉张汤亲自到小巷子裹，向董仲舒询问利弊，董仲舒于是撰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条，动辄用《春秋经》来回答问题，说得很详尽了。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焚烧，什么都没有遗留下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现在皇上东行，巡省许都，排除险难，运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写《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复，节写成文。又集《议驳》三十篇，按照事类编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见于《汉书》的有二十五篇，见于《汉记》的有四篇，全都进行删叙润色，用以保全本来面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创作的。《左氏》说：“即使有姬姜这样的名门望族，也不舍弃穷苦人；即使有丝麻，也不舍弃茅草。，大概是用来在短缺的时候代用的。因此臣下斗胆显露愚钝之才，厕身于明哲之士的后面，虽然不足以治理国家，普遍地有利于时世安定，希望加以审视，增加和阐明圣德。希望陛下在处理纷繁政务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献帝认为很好，于是过去的做法保存了下来。
当时天下即将动荡，百姓违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样，刑罚已经不足以惩治恶行，于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辽东太守崔蹇、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都认为应该恢复肉刑。汉朝既然不商讨这些法令，所以就没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辅佐汉室，尚书令荀或广泛地询问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认为：“古时人民敦厚笃实，好与坏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简单，一点儿过失都没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动接受惩罚。末世社会逐步衰落，风化败坏，政令扰乱了民风，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说‘在高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乱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用古刑法来治理人民，用废弃的东西来对付百姓，这不是所谓的和时代一起消长。纣王砍了早晨涉水人的脚胆，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国君，如果每个国君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寻求天下安宁，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罚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门心思想死，大约多是逐渐变坏，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旦丝搅乱变玺，坦庭祸害塞厘，蛊遗、茎查成为社会的大祸患。不能制止人最终为非作歹。即使像鳖圣那么忠心，像主塑那么诚信，像逐堕那样足智多谋，像巷伯那样受尽冤屈，像史迁那样有才，像王巫那样达观，一遭受刀锯之刑，就永远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国称霸，速荡赴任壑整，§必镇守边关，都不再施行这种刑罚。莲塑打开改恶的道路，都是为了这一原因。因此德性完美的国君，深谋远虑，弃短就长，不随便革除政令。”朝廷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最终没有改。
到了魏国建立时，陈纪的儿子陈群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肉刑，让陈群申述他父亲的观点。速登极力陈说恢复肉刑的好处。当时钟逊任相国，也赞同助成这个意见，但是奉常王恺不同意这一观点。魏武帝也难以凭一个藩国改变塑目的制度，这一建议就放置起来没有施行。于是就制定甲子科，犯了钳左右脚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当时缺少铁，所以用木来代替。又嫌汉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论处的判决可以减半，使罪人按减半判决。
魏文帝受挥后，又讨论肉刑问题。仔细讨论还没有结果，适逢有战事，又停下了。当时有大女刘朱，拷打儿媳非常狠毒，前后有三个儿媳自杀，判处刘朱减免死刑送到尚方关押起来，因此下了怨毒杀人减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变士人庶人罚金的法令，男犯判决罚金，妇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责罚之例，因为她形体裸露的缘故。
当时沿用秦汉的旧刑律，刑律的文词是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起草的。李悝编集各国的刑法，着成《法经》。认为帝王治理国政，没有比解决盗贼问题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从《盗贼》开头。盗贼必须揭发收捕，所以着《网》《捕》二篇。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造些问题写成《杂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减去的条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关于罪名的法令。商君学习了以后，用以辅佐秦国。汉朝沿袭秦朝的旧制，萧何确定律令，删除参夷连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见知的律条，加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加旧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又把汉朝的时候判断狱讼，编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以及司徒鲍公撰著嫁娶辞讼确定为《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个朝代都有增减，全都是把同类的结集成篇，把相关的条律编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数十条律令，事类虽然相同，但是判罪轻重并不一样。而整个的遣词造句，前后相承，虽然总体上看不是同一篇，实际上是把以前的采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