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
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大业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书记。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徵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于洛口，徵说密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颋曰：“此老生之常谈耳！”徵曰：“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因拂衣而去。及密败，徵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时徐世勣尚为李密拥众，徵与世勣书曰：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扰攘之时，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据守一隅。世充以乘胜余勇，息其东略；建德因侮亡之势，不敢南谋。公之英声，足以振于今古。然谁无善始，终之虑难。去就之机，安危大节。若策名得地，则九族廕其余辉；委质非人，则一身不能自保。殷鉴不远，公所闻见。孟贲犹豫，童子先之，知几其神，不俟终日。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
世勣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开仓运粮，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俄而建德悉众南下，攻陷黎阳，获徵，署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徵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及败，太宗使召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素器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徵至磁州，遇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徵谓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即释遣思行等，仍以启闻，太宗甚悦。
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其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时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徵谏曰：“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人心万端，后虽悔之，恐无所及。”上善其议。时厌怛纥干已发，遽追止之。后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还京，憩于湋川县之官舍。俄又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继至，官属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等。太宗闻之，怒曰：“威福之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即令案验湋川官属及靖等。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扫除之隶。论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吏，恐不益德音，徒骇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释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寝而不问。寻宴于丹霄楼，酒酣。太宗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然徵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徵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徵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是月，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徵曰：“不可。昔汉明欲封其子，云‘我子岂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子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上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遣使赍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诣徵宅以赐之。寻进爵郡公。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徵评理之。徵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荐在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
徵自以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深惧满盈，后以目疾频表逊位。太宗曰：“朕拔卿于雠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其年，徵又面请逊位，太宗难违之，乃拜徵特进，仍知门下事。其后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其一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四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深可痛哉！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绝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俭，追雕墙之侈靡，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思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乱易乱，与乱同道，莫可则也，后嗣何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下，而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终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贻厥孙谋，传之万世，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其三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夷，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大，志在于明察，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夫豫暇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上风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给不赡，或以人不从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府储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计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微而难察也。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将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听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能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
其四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禀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有不信，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可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不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间伦下之，吾不可以不赏。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犹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复将有所间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太宗尝嫌上封者众，不近事实，欲加黜责。徵奏曰：“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祗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太宗曰：“此言是也。”并劳而遣之。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皆降乘，违法申敬，有乖仪准。”太宗曰：“卿辈皆自崇贵，卑我兒子乎？”徵进曰：“自古迄兹，亲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长，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太宗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也。然则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者之所深慎。”于是遂可珪奏。会皇孙诞育，召公卿赐宴，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先是，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徵谏曰：“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失义矣。昔汉文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陛下凡所施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于此事，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为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纳其言而止。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诸夏未治安耶？远夷不慕义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重加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诚，亦有舆人之诵。”太宗不能夺。是后，右仆射缺，欲拜之，徵固让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并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徵自陈有疾，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其年，称绵惙，中使相望。徵宅先无正寝，太宗欲为小殿，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成，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后数日，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将祖载，徵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其后追思不已，赐其实封九百户。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徵亡后，朕遣人至宅，就其书函得表一纸，始立表草，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辩，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其遗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徵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国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礼部侍郎，则天时为酷吏所杀。神龙初，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
叔瑜子华，开元初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尽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乡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部分译文
魏徵字玄成，巨鹿曲城人。父亲魏长贤，任北齐屯留县令。魏徵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穷困失意却有远大志向，不从事谋生的职业，出家当了道士。他喜爱读书，能融会贯通，见天下越来越乱，特别留意先秦纵横家的学说。
大业末年，武阳郡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召请魏徵掌管文书。李密每次见到元宝藏送来的文书，总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是魏徵写的，就立即派人把他召来。魏徵进献十条计策给李密，李密虽感到新奇但未能采用。到了王世充在洛口进攻李密时，魏徵对李密的长史郑廷页说：“魏公李密虽然屡次获胜，但精兵骁将死伤的也很多了；军费又紧张，对有功的不能论功行赏，志气不高，有这两条就难得与敌人硬拼。不如挖深沟筑高垒，与敌人拖延时间，过不了十天半月，敌人粮尽草绝，不用攻打，他们就会撤兵，那时我们再出兵追击敌人，这就是取胜的方法。况且东都的粮食断绝了，王世充已经无计可施，一心想决一死战，我们实在难与陷入绝境的敌寇争锋，请慎重考虑不要与他们决战。”郑廷页说：“这些话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徵说“：这是出奇制胜的良策，怎么说是老生常谈？”因此拂衣而去。
李密失败后，魏徵跟随李密归降唐王，到了京师，很长时间都默默无闻，他自己请求去安抚山东，于是授命为秘书丞，驱驾驿车赶到黎阳。那时，徐世责力还是李密的部将，魏徵给徐世责力写信说：
“自从隋末政局混乱，群雄竞相追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李密起兵叛隋，振臂大呼，四方响应如万里风驰，似云合雾聚，一下子就聚集了几十万人。声威遍及近半个天下，在洛口破王世充，在黎山摧毁宇文化及。正准备向西占领咸阳，往北进攻玄阙，让自己的旌旗飘扬在瀚海，让自己的战马到渭川饮水，不料有百胜之威反而败在奔逃的敌军之手。由此可见，天下的归属已成定局，不能以力抗争，因此魏公感念皇天才回头反省，进入函谷关而没有疑虑。您生于混乱之时，感念知己之遇，在根已拔掉的情况下，还坚持不动摇，纠集溃散的兵马，据守在一方。王世充趁着战胜的余勇，在他东边的地域休养生息，窦建德处在失败受辱的形势，不敢对南方有所图谋。你的美好的名声，足可以振动古今。然而谁没有好的开始，可结局却难以预料。把握去留进退的时机，是安危的关键。假如做官得到封地，九族就会受到余辉的庇护，如果投靠的人不得当，自己一身还不能自保。殷灭夏的鉴戒不远，是你能够看到听到的。古代勇士孟贲迟疑不决，童子都能在他之先做出决断，智慧接近神明，不整天等待。现在您处在兵家必争之地，应当速急乘机谋划，如果遇事迟疑不决，坐观成败，恐怕凶险狡诈之辈，先生出异心，那么您的大事就无法挽回了。”
世责力得到书信，于是决定派使者到长安表示归顺唐朝，并开仓运粮，送给淮安王神通的军队。
不久，窦建德率军南下，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徵，任命他为起居舍人。后来窦建德被李世民擒获，魏徵与裴矩西行入潼关。隐太子建成早已听说魏徵的名气，把他召为洗马，非常恭敬他。魏徵见太宗屡建功勋，威望越来越高，常常劝建成早定对策。太子建成失败后，太宗派人召见魏徵，对魏徵说：“你离间我兄弟关系，这是为什么？”魏徵说：“太子如果听从了我的意见，一定不会遭到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平素就器重魏徵的敢于直言，于是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太宗即位后，提升魏徵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派他安抚河北，授予他遇事可酌情处理的权力。魏徵到了磁州，遇到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锁在囚车中押解京师。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动身时刚得到皇上的诏命，前东宫、齐王府的旧人都一律赦免不问。现在又把李思行等押送京师，这样做其他的人谁还再相信皇上的诏令而不疑虑呢？朝廷派我们安抚山东，人们一定不会相信，这岂不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有关国家利益，明白了没有不去做的，宁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能损害国家大计。现在如果释放李思行他们，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责，那么信义的感召就会远达天下。古时大夫出使，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况且我们这次出使，皇上给予我们灵活行事的权力。皇上既然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怎能不以国士相报呢？”副使同意，立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上书呈报皇上，太宗非常高兴。
太宗刚即位，励精图治，多次把魏徵召到卧室里，单独询问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徵很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性情又耿直，从不退缩屈服，太宗与他谈论，总是欣然接受他的意见。魏徵也为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而喜不自胜，于是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毫不隐瞒。太宗曾经慰劳魏徵说“：您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不是您至诚报效国家，怎么能够这样？”那年，太宗又升任他为尚书左丞。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向太宗奏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显明，他不能远避嫌疑，以致遭受这些没有根据的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太宗叫温彦博去责备魏徵，并说：“从今以后，行为不得不存痕迹。”第二天，魏徵入朝上奏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心，如同一个整体。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如果君臣上下都共同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太宗大惊失色说“：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魏徵又跪下说“：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魏徵说“：稷、契、咎陶就是良臣，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光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边。忠臣自身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从这说来，忠臣、良臣相差就远了。”太宗深深地被魏徵的话打动了，赐给魏徵绢五百匹。
贞观二年(628)，魏徵升任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徵因为感到国家经历了丧乱之后，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奏报朝廷组织学者校定四部书。几年之间，秘府中收藏的书籍，精要而又完备。
当时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京朝见皇帝，西域各国都想乘麴文泰入朝的机会，派使者给皇帝进贡，太宗命文泰的使臣厌怛纥干前去迎接西域各国使臣。魏徵规劝说“：天下刚刚平定，战乱的创伤还未恢复，如果稍有劳役，自己就不得安宁。往年文泰入京朝见皇上，所经过的州县，尚且疲于供给，何况又加上西域各国的使臣。假如让西域的人以商人的身份来往，边地人民就会因此得利；如果作为宾客前来。国中就会消耗大量资财而深受其害。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天下已经安定，西域请求东汉设置都护、派遣王子入京侍奉皇帝，光武帝不准许，是不愿因为异族而使中原消耗劳力资财受害。现在如果答应十国使者入京进贡，它们的使者不下千人，将使边地各州怎么应付？人的心性各异、头绪万端，过后即使后悔，恐怕就来不及了。”太宗认为魏徵的意见很好，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太宗命人立即追赶制止了他。
后来太宗到九成宫游玩，因有宫人回京，住在氵韦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王圭接着到来，县吏把宫人移到别的住所，让出官舍给李靖等住。太宗听说这件事，发怒说：“威力福禄的权柄，难道是由李靖等掌握的吗？为什么礼待李靖而轻视我的宫人！”立即命令审查氵韦川县吏和李靖等人。魏徵劝阻道“：李靖等人，都是陛下的心腹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打扫庭院的奴婢。论他们付托的使命，事理各不相同。再说李靖等外出，官吏要向他们询问朝廷法度，他们回来，陛下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李靖等理所当然要与官吏相见，官吏也不能不拜见他们。至于宫人，供奉饮食之外，无须参见侍候。如果因此怪罪责罚官吏，恐怕有损皇上的声誉，使天下人听了感到惊骇。”太宗说“：您说得对。”于是开释了官吏的罪名，李靖等仍然住在官舍里，也不再查问了。
不久，太宗在丹霄楼设宴，饮酒之中酒兴正浓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徵、王王圭，从前在东宫，尽心侍奉隐太子建成，当时那么忠心也确实可恶。我能提拔任用他们，以至今日，足以说明我是无愧于古人的了。但魏徵每当他进谏我没有听从时，我发话他就不马上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规劝而臣马上答应，那恐怕事情就会照样施行。”太宗说：“只管当时答应，有机会再另外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徵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陛下又找机会陈述意见，这就是‘退下后又有话说’，难道是稷、契事奉尧、舜的办法吗？”太宗大笑说：“别人说魏徵举动粗野、傲慢，我却觉得妩媚，正是因为这些啊。”魏徵拜谢说“：陛下启发引导臣让臣说话，所以臣敢于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进谏，怎么敢多次触犯皇上的尊严呢？”
那月，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因她是皇后所生，命令有关部门办的嫁妆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徵说“：不行。从前汉明帝准备授封地给他的儿子，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等同，可封给他楚地、淮阳的一半。’以前的吏书把这事作为美谈。天子的姊妹是长公主，天子的女儿是公主，既然加‘长’字，就是有它的尊荣显贵。感情可以有深有浅，但不容许超越了礼仪制度。”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宫告诉长孙皇后，然后派使者送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徵的住宅赐给他。不久魏徵晋升爵位为郡公。
贞观七年(633)，魏徵代王王圭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太宗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当初，太宗命令狐德..、岑文本撰修《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对书稿多有删补，力求达到简明正确。《隋史》的序、论，都是魏徵所做，并为梁、陈、齐各史撰写总论，被当时称为良史。史书撰成后，魏徵加封左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赐绢二千段。
魏徵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只不过是凭借辩论、游说，就参与决策，深怕遭遇好到头会有亏损，后来借口眼疾多次请求辞位。太宗说“：朕把你从虏获的敌军中提拔起来，任命你担任关键的职务，见到我的过失，没有不直言劝谏的。你难道没有看到金在矿里，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好的工匠把它冶炼、锻造成器物，就被人们当作宝贝，朕正是把自己比做金矿，把你当成好的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未衰老，哪能就这样辞官呢？”那年，魏徵又当面请求辞位，太宗很难违背他的请求。于是拜魏徵为特进，仍旧让他掌管门下省事务。那以后魏徵又先后上了四道奏疏，用来陈述政事的得失。其一曰：
“臣观察自古帝王为受瑞图应运而兴，继承王位遵守法度，控制英杰，统治天下，都想让宽厚仁德与天地媲美，高尚明达与日月齐光，子孙百代，传福无穷。然而能善终者少，失败灭亡相继出现，这是什么缘故呢？所以要探求失去天下的规律，隋朝的借鉴不远，可以得到而把它说出来。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甲强盛，据有天下三十多年，教化风行万里，威力使异邦人感到震慑，一旦丧失天下，都成为他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讨厌天下太平，不求国家长久，所以施行桀的暴虐，用来造成国家的灭亡吗？这是他依仗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的缘故。驱使天下的人来满足自己放纵的欲望，用尽万物来奉养自己，搜求国内的女子，搜刮远方的奇珍异宝。修饰宫宇，筑高台榭，徭役不断，战争不息。向外显示自己的威严，对内常常阴险猜忌，谗佞邪恶的人必定得到好处，忠心正直的人却自身不保。上下相互欺骗，君臣隔绝不通，人们无法活命，境内分崩离析。因而导致君王死于匹夫之手，子孙绝灭，被天下人耻笑，让人十分痛心啊！
“圣人乘此机会，拯救天下的危难，重正倾倒的八柱，申张绝灭的四维。使远处恭敬近处安宁，不用超过一个月；使凶残人从善，废除死刑，不须等待百年。现在隋帝的宫殿楼台，陛下全都住了；奇珍异物，陛下全都收下来了；贵妇美女，都在陛下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都成为陛下的臣妾。陛下如果能借鉴隋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思索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天比一天谨慎，把盛世当成危难之时。焚毁隋宫的宝衣，废弃阿房的广殿，害怕危险脱离高大的殿宇，追求安宁住在低矮的宫室，那就出神入化，无为而治。这是德的最高境界。如果已经成就的事业不败落，继承原有的传统，取消不急迫的事物，减少再减少。在桂栋中杂以茅草，在玉阶中参以土阶，用人叫人悦服，不把劳力用尽。常考虑士人的安逸、百姓的劳苦，万民欢迎您驾临，众生仰慕而遂心。这是德的次一等境界。如果不慎重地考虑后果，忘记创业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恃，忽视采椽的恭俭，追求雕情的奢侈，在旧有的基址上扩建宫殿，加以装饰。见到什么就扩展什么，欲望不知道满足，人们看不到君主的德政，而只听到要去服劳役的事，这是德中的下等。好像是背着柴禾去救火，用开水去浇息水的沸腾，以暴乱更替暴乱，走上动乱道路，没有可以让后人效法的准则，导致民怨神怨；民怨神怨，那么灾害就会发生，祸乱就必然兴起。祸乱已经兴起，而能使自己的躯体名声善终的不多啊。周武王顺应天命改朝换代，兴隆了七百年的江山，传给子孙万代，得来不易而失去却很简单，可不深思吗？”
其二曰：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使它的根长得牢固；想要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让国家安定的人，就一定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源头不深哪能指望水流得远，根不牢固怎么能要树木生长。道德仁义不厚重而想国家安定，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担负着治理天下的重任，在天地之间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达到无穷之高，永保无穷之美。如果不考虑在安乐中想到危难，用俭朴戒除奢侈，如果道德不能保持厚重，感情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像砍树根而求树长得茂盛，塞水源而想水流得长一样。
“古代所有的君王，都是承受上天授予的使命，没有不是深深忧虑而道义显著，功业完成而道德衰落的。有好的开端的的确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难吗？过去取得天下游刃有余，现在守住天下却力不从心，这是为什么呢？在忧患深重时必定竭尽诚心地对待下面的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放纵自己的感情傲慢地待人接物。竭尽诚心，那么胡、越也可以结为一体；傲慢待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像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查人，用威力暴怒来震慑人，最终只能使人苟且免刑而不怀念君王的仁慈，态度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有人民。人民像水一样，既可负载船只，也可倾覆船只，所以应当十分慎重，朽烂的绳子驾着奔驰的车，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
“为人君者，果真见到自己想要的，就应用知足来警戒自己；将有劳作就应想到停止使人民安宁；想到地位高的危险，就要谦让虚心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会造成损失，就考虑要像江海容纳百川一样放宽度量；喜爱游玩，就应想到皇帝一年打猎三次的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办事始终都要谨慎；忧虑会受到蒙蔽，就要想到虚心采纳下面的意见；要想避开谗邪，就想到端正自身的品性而斥退邪恶小人；给人赏赐，就应想到不因为高兴而奖赏不当；给人处罚，就应想到不因为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这十件应当深思的事情，发扬光大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加以任用，选择好的意见而加以采纳。那么智慧的人就能完全贡献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竭尽他的全力，仁义的人就能传布他的恩惠，有信用的人就会献出他的忠心。文人武士争相驰骋，君主臣下相安无事，尽情享受游玩的乐趣，修养身心达到松乔的高寿，鸣琴奏乐，垂衣拱手，不用言词而达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下属履行职责，役使聪明的耳目，有损无为而治的大道呢？”
其三曰：
“臣听《尚书》上说：‘宣扬道德慎用处罚，刑罚是最应慎重的！’《礼记》说：‘处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处在上位的人多疑，那么百姓就会迷惑；处在下位的人难于了解，那么君长就会劳苦。’处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疲劳，百姓就不会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种美德，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君主传布忠厚的诚信，臣下竭尽全身的力量，然后太平的根基就会牢固，‘康哉’的吟咏就从这里兴起。现在大道覆盖天下，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达。言论崇尚简明宏大，志向在于明察，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所以帝王在运用刑罚时天下依据同一的标准，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现在的刑罚赏赐，却未必都是这样。有时断事的曲直出于自己的喜好或厌恶，量刑的轻重取决于自己的高兴或恼怒。遇上高兴的时候就惜于用刑，在法律上徇私情，遇上恼怒的时候就背离法律寻找别人的罪过，对自己喜爱的人赞美言过其实，对自己厌恶的人就故意挑剔毛病。毛病可以挑出来，那么刑罚就因此而过度；赞美之词言过其实，那么就会赏赐不当。刑罚过度，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天下太平，刑罚弃而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况而且空闲时清谈，都笃信崇尚孔子、老子；发威动怒时，就效法申不害、韩非子">韩非子。走正道的人，不是没有被罢免三次的，嫁祸别人以自求安宁，这样的事也很多了。所以道德的宗旨还未弘扬，刻薄的风气却已经煽起。上面的风已经煽起，那么下面就生出事端，人们竞相随时势转移，宪章就不统一，考察王家的法度，确实有损君王的大道。从前州黎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就遭破坏；张汤心里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就出弊病。人臣的偏颇，尚不能识破他的蒙骗，况且君王居高临下，又将使人怎么举手投足呢？凭圣上的聪明，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哪里会有精神不能达到、智慧不能通晓的地方呢？自求安逸不以慎用刑罚为念；只求笑乐，于是忘了褒姒一笑所引发的变故。祸福相依，吉凶同域，只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索呢？近来责罚渐渐增多，威怒暗暗加重，有的是因为供应不充足，有的是因为别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急需办理的事务，实在是骄奢的浸染。由此知道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
“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动乱灭亡的根源，可以作为圣明的对照。以隋朝的军队，比今日的兵马；以隋朝的仓库，比今日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今日的百姓；计量其长短大小，有多大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的动荡；我们依贫困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细微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辙迹，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安宁时没有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有想到动乱，生存时没有想到灭亡所导致的。过去隋朝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竟然还没有明白自己灭亡的原因，不可悲吗！
“照相貌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当今的动静，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它动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它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打猎等娱乐，摆脱奢华的排场，停止办理并不急迫的事务，谨防偏听偏信带来的恼怒。亲近忠厚的人，疏远阿谀奉迎的人，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让易进的人离去，使难得的货价廉，学习尧、舜徵求意见，对照禹、汤检查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之于身，以宽恕待人。劳苦谦逊而受益，不自满以免招致损害。有所行动百姓都附和，说话千里之外就来呼应，高超的德行超过前代，良好的风尚树给后代子孙。这是圣哲的宏规，帝王的盛业，能做到这些方面，在于慎守而已。
“守住天下是容易的，取得天下确实很难，已经得到难以取得的天下，难道不能保持容易守住的天下吗？保持它而不牢固，是因为骄奢淫逸的欲望在动摇它。对待终结要像对待开始一样小心翼翼，能不尽心尽力吗？《易经》说‘：君子安宁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有道理，是不可不深入考察的。愿陛下追求善的志向不减于过去，闻过必改的作风无异于当年。如果能在平安无事的今天，像过去一样恭敬节俭，就尽善尽美，根本没有必要得意而自加颂扬。”
其四曰：
“臣听说治国的基础，必须以礼、德为根本；君子的保证，只在于诚、信。诚、信建立，处在下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纲领，对于父子君臣，不可以有片刻的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人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文子说‘：同样的言语而有时被信任，是因为信任建立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是因为诚心已经在命令之外。’因此言语不能施行，是言语没有信义；命令不被听从，是因为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义的言语，没有诚意的命令，对上就会败国，对下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在狼狈困顿之中，君子也不会言无信、令不诚。
“自从帝王的大道美好兴旺，已经十多年了，威力施加到海外，万国前来朝贡，国库里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土一天比一天扩大。然而道德没有一天比一天厚重，仁义没有一天比一天广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陛下对待臣子还没有完全做到真诚信任，虽然有善始的勤俭，却没有坚持善终的缘故。这样的情况是逐渐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感到惊喜，到贞观五六年间，还喜欢听从规劝。从这以后，渐渐厌恶直言，即或勉强接受，有时也露出不高兴的脸色，不能还像过去接受意见时那样大度。直言的君子，渐渐躲开陛下；阿谀奉迎之徒，尽力施展他们的巧辩伎俩。说彼此同心的人是结党营私，说揭人隐私的人是大公无私，说刚强正直的人是专权，说忠直敢谏的人是诽谤。称之结党营私，即使忠诚不欺也值得怀疑；称之大公无私，即使弄虚作假也没有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专权的非议，忠直敢谏的人顾虑诽谤的指责。以致窃斧生疑，投杼致惑，刚直的人不能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大臣不敢直言进谏。惑乱视听，阻滞正道，妨害教化，损伤道德，也许就在这里吧？所以孔子厌恶利口谗言倾覆国家，就是这个缘故。
“且君子小人，表面相同而内心各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面对危难不苟且偷生，能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于不仁，不怕行为不义，只追求利之所在，危险的人自得安宁。对于危险的人来说，有什么不敢做的。现在要追求达到太平，就把重任委托给君子；事情的得失，有时又咨访小人。陛下对待君子是恭敬而疏远，对小人却是轻视而亲昵，亲昵小人，小人就可以言无不尽，疏远君子，君子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产生隔阂。因此说好说坏在于小人，刑罚却加给君子，这实在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国家安危的要害所在，是可以不慎重对待的吗？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小聪明，然而却不是经世治国之才，思考问题不能深远，即使他们竭诚尽力，仍不能免于使国家遭受倾覆而败亡；更何况心怀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企图、承顺天子的脸色和旨意行事的人，他们所带来的祸患灾难，不是更深重吗？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但是没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多不妨害他行正道；小人有时也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为忠臣。现在说某人是善人，又顾虑他不可信任，这和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即使竭尽精神，费力思虑，它的不可取也已经是很明白的了。
“君主能完全的礼待人，臣下能尽力效忠社稷，必定以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为前提。君主不讲诚信就无法支使臣下，臣下不讲诚信就无法侍奉君主，诚信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啊！所以自有上天保佑它，而没有不吉利的。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爵里腐臭，肉在砧板上腐烂，该不会妨害成就霸业吧？’管仲说‘：这固然很不好，但也不会妨害成就霸业。’桓公说‘：那么什么会妨害成就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会妨害成就霸业；了解人而不能任用他，会妨害成就霸业；任用而不信任，会妨害成就霸业；已经信任他而又让小人参与他的事务，会妨害成就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历时一年而不能攻下，饣鬼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认识，请不必让士大夫们受累，鼓国就可以得到。’穆伯不答应，穆伯身边的人说：‘不损失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兵，而鼓国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事您为什么不做呢？’穆伯说‘：间伦的为人，善于阿谀奉承而没有仁德。如果间伦拿下鼓国，我不可以不给他奖赏，奖赏他，就是奖赏阿谀奉承的人。阿谀奉承的人得志，这就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效法阿谀奉承，即使得到鼓国，又有什么用呢？’穆伯不过是春秋列国的大夫，管仲只是霸主的辅佐，尚且对应该信任什么人十分谨慎，远避阿谀奉承的人到这种程度；更何况陛下是治理四海的国君，受命千年的圣上，怎么可以让巍巍的盛德，又将有所间断呢？
“如果想使君子与小人、是与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关怀臣下，用信对待臣下，用义激励臣下，用礼约束臣下，然后奖善而嫉恶，使赏罚分明。那么小人就弃绝他的狡诈邪恶，君子就会自强不息，达到无为的教化又有多远呢？奖善而不能提拔他们，惩恶而不除去恶人，惩罚不给予有罪的人，奖赏不施予有功的人，那么就有危亡的时候，国家或许也不能保住，王位永远世代相传又有什么指望呢！”
太宗亲笔写诏书嘉奖赞美魏徵的奏疏，格外看重他的意见。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刚即位时，上书的人有的说‘君主必须把握威权独断专行，不能把权力委任给臣下’；有的想显示武力强大，使异族恐惧而服从自己。只有魏徵劝朕‘停止战争大兴文事，传布道德广施恩惠，中原既然安定，异族自然会归顺服从’。我听了他的话，天下太平。边地的君长都来朝贡，各个民族的语言辗转相译，在路上相互远望。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太宗曾经嫌进呈密封奏章的人多不切合事实，想加以贬斥。魏徵说：“古时尧设立诽谤之木，想知道自己的过错。现在这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时立诽谤木制度流传下来的。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只可以听任人们上言。如果话说得对，就有益于陛下；如果说得不对，无损于国家。”太宗说“：这话说得对。”对进呈奏章的人加以抚慰后才让他们离去。
后来太宗在洛阳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喝得高兴时和群臣各以一事为题赋诗。太宗赋《尚书》道：“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赋“西汉”道“：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每次魏徵说话，必定用礼来约束我。”不久因魏徵修订《五礼》，按例应当封一个儿子为县男，魏徵请求让孤兄的儿子叔慈受封。太宗很伤感地说：“卿的这份心意，可以勉励民俗。”于是应许了他的请求。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王圭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太宗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太宗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兄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太宗同意了王王圭的奏言。适逢皇孙诞生，太宗召公卿入宴，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
魏徵因认为戴圣《礼记》编得没有条理，于是编《类礼》二十卷，依类排列次序，删削其中重复的内容，搜集前辈儒家的注释，择善取用，精心研究深思熟虑，经过数年才完成。太宗看了后认为写得好，赐绢一千段，命抄录数本用来赐给太子和诸王，收藏在秘府中。
在这之前，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未回来，太宗又派遣使者携带金银绢帛到西域各国买马。魏徵说“：现在确立可汗的事还未定下来，陛下就派人到西域各国买马，西域人一定会认为陛下意在买马，不是专意去立可汗。可汗得到确立，一定不会感念陛下的恩德。西域各属国听说这事，就会认为中原轻义重利，不一定能够得到马却先失去了义。从前汉文帝时，有个献千里马的人，文帝对他说：我不顺利每天走三十里，顺利每天走五十里，銮车在前，跟着的车在后，我单独乘千里马将走到哪里去呢？文帝于是赏给献马者旅费让他回去了。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汉光武帝让马去驾鼓车，把宝剑赐给骑士。陛下所施行的事，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怎么到了这件事，却在汉文、光武之下呢？再说魏文帝想寻求购买西域大珠，苏则说：‘如果陛下恩惠遍及四海，那么大珠就会不寻找而自来；寻找而后得到它，也不值得宝贵。’纵然陛下不能敬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可是能不敬畏苏则的言论吗？”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停止派遣买马的使者。
当时公卿大臣一起上书，请太宗举行封禅。惟独魏徵认为不可。太宗说：“我想让您尽情说说这事。难道我的功业还不高吗？道德还不厚吗？天下还没治理太平吗？异族不仰慕我的仁义吗？为什么不能封禅？”魏徵回答说“：陛下的功业虽然很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多；陛下的道德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每一个角落；天下虽已太平，还不足以供应用度；异族仰慕仁义，但还不能满足他们所求；祥瑞虽然到来，但网罗还很密；虽然连年丰收，但仓库还嫌空虚；因此，我认为还不到举行封禅的时候。臣不能用很远的事来比喻，暂且借人来打个比方。现在有一个患病十年的人，经过医治已经好了，但体力还未恢复，就想让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路，一定是做不到的。隋朝的祸乱，不只十年，陛下像良医一样把它治好，疾苦虽然治好太平无事，但财物还不是很充实，向天地祭告说已经功成业就，我私下还有些怀疑。而且陛下东去泰山封禅，各国都要派使者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