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包括政治、战争、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治国问题，也包括教育、历史、个人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非常著名的一章。全篇原文共16章，本书选10章。
怎样比较
任①人有问屋庐子②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3），则不得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搂④。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5）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6）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7）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8），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①任：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山东济宁。②屋庐子：孟子的学生。③亲迎：古代婚姻制度，新郎亲迎新娘。这里代指按礼制娶亲。(4)岑楼：尖顶高楼。⑤钩：衣带钩。一钩金即一衣带钩那样一点点金。（6）翅：同“啻”，只，止，但。97）紾（zhen）：扭转。（8）处子：处女。
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那人问：“娶妻和礼哪样重要？”
屋庐子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如果非要按照礼节才吃，就只有饿死；不按照礼节而吃，就可以得到吃的，那还是一定要按照礼节吗？如果非要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娶不到妻子；不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可以娶到妻子，那还是一定要‘亲迎’吗？”
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比较基础的高低是否一致，只比较顶端，那么，一块一寸见方的木头可以使它高过尖顶高楼。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吗？拿吃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你去这样答复他：‘扭折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可以得到吃的；不扭，便得不到吃的，那会去扭吗？爬过东边人家的墙壁去搂抱人家的处女，就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搂抱，便得不到妻子，那会去搂抱吗？”’
以诡辩对诡辩，以极端对极端。这是孟子在这里所采用论辩方法。
任国人采取诡辩的方式，把食与色的问题推到极端的地步来和礼的细节相比较，提出哪个重要的问题，企图迫使孟子的学生屋庐子回答食、色比礼更重要。屋庐子当然不会这样回答，但由于他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而不能够跳出来，所以就只好语塞而求助于老师了。
孟子一听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辩手段，并且生动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接着从金属与羽毛的比重问题过渡到分析任国人诡辩的症结所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的方法问题。孟子的意思很明确，比较应该让以较的对象双方在同一水平线上，同一基准上，而不应该把一个对象推到极端来和另一个对象的细节相比较。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当然是错误而荒谬的了。所以，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给学生以诡辩对诡辩的说法，从而战胜论辩的对方。
所以，这一章内容固然也是孟子对礼的维护和捍卫，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却是他作为一个智者的思维方式和论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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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人皆可以为尧舜
曹交①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③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禁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④，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①曹交：赵歧注认为是曹君的弟弟，名交。但孟子的时代曹国已亡，所以也不确切。②一匹雏：一只小鸡。③乌获：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④假馆：借客舍，意为找一个住处。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
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曹交说：“我准备去拜见邹君，向他借个住处，情愿留在您的门下做学生。”
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了。
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说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
这大概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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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仁义是和平的前提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②，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③，我将见楚王说④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⑤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6）。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7）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①宋牼（ke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②石丘：地名，其址不详。③构兵：交战。④说（Shui）：劝说。⑤遇：说而相合。（6）指：同“旨”，大概，大意。（7）号：提法。
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上了他。孟子问：“先生准备到哪里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越王，劝说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准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在两个国王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想知道你的大意，你准备怎样去劝说他们呢？”
宋释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
孟子说：“先生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问、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问，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听‘利’呢？”
孟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几乎就是他第一次见梁惠王时所说的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那时主要是针对从政治国问题，这一次却是谈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在孟子看来，和平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不仅失去和平，还会失去国家，失去天下。因为，基于利害关系的和平，实际上隐伏着很多不和平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利害关系相互对待，一旦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与和平。相反，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不会失去和平，而且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让世界充满爱”，哪里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呢？
应该认为，从理论上说，孟子的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也依然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呼唤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吗？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既然有军事行动发生，就不可能没有利害关系在内，也不可能有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战的战争和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罢兵停战的和平出现，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尤其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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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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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无过无不及原则的运用
白圭①曰：“吾欲二卜而取一，何如？”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③，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④，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梁小梁也。”
①白圭：名丹，曾做过魏国的宰相．筑堤治水很有名。②貉（mo）：又作“貊”，古代北方的一个小国。③饔（yong）：早餐。飧（sun）：晚餐。这里以饔飧代指请客吃饭的礼节。④去人伦，无君子：去人伦指无君臣、祭祀、交际的礼节；无君子指无百官有司。
白圭说：“我想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
孟子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一个有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怎么样？”
白圭说：“不可以，因为陶器会不够用。”
孟子说：“貉国，五谷不能生长，只能长黍子；没有城墙、宫廷、祖庙和祭祖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往来送礼和宴饮，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便够了。如今在中原国家，取消社会伦常，不要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能够使一个国家搞好，何况没有官吏呢？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重的，是大桀小桀。”
那就只能十分抽一，完全合于尧舜之道了。
白圭知道孟子主张薄赋税，所以故意来问他，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殊不知，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的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这里展开了一次中庸的现实运用。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财政税收多少合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老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老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多越好，像暴虐的夏络那样，模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儒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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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白圭白：“丹之治水①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②。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泽③水——一降水者，洪水也—一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①丹之治水：白圭治水的方法，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主要在于筑堤塞穴，所以孟子要指责他“以邻国为壑”。②壑（he）：本义为沟壑，这里扩大指受水处。③洚（jiang）：大水泛滥。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汪于四海。如今你却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厌恶的。你错了。”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
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
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上摆展览，让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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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君子不亮，恶乎执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①亮；同“谅”，诚信。
孟子说：“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够有操守呢？”
孔子一方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却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孟子一方面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另一方面却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这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已多次说过的那样，其实正是原则与变通二者的对立统一。在孔子、孟子看来，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小节小信。所以，应该以“义”来进行调节变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其实，二者的辩证统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也已经说到过，这就是“君子贞而不谅。”贞是大信，谅是小信（与孟子本章的“亮”（谅）泛指一般的信不一样）。一句话，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
这就是孔子、孟子关于“信”的辩证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不解乃至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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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好善足以治天下
鲁欲使乐正子①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于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③，而况鲁国平？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④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也也（6），予既（5）已知之矣。’也也之声音颜色距（7）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8）之人至矣。与谗诌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①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②好善：这里特指喜欢听取善言。③优于天下：优于治天下的意思。优，充足。④轻：易，容易，不以为难。⑤也也（yi）：自满的样子。(6)既；尽，都。(7)距：同“拒”。（8）谗：说陷害人的坏话。馅：巴结，奉承。谀：讨好逢迎。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摹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不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谈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波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馅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不也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徽吗？
由此看来，如果乐正于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不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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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①之中，傅说②举于版筑③之间，胶鬲（4）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⑤，孙叔敖举于海（6），百里奚举于市（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8）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9）于虑，而后作；征（10）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11），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①畎（quan）亩：田间，田地。②傅说（yuo）：殷武丁时人，曾为刑徒，在傅险筑墙，后被武丁发现，举用为相。③版筑：一种筑墙工作，在两块墙版中，填人泥土夯实。④胶鬲（ge）：殷纣王时人，曾以贩卖鱼、盐为生，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后辅佐周武王。⑤管夷吾：管仲。士：此处指狱囚管理者。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失败后，管仲随他一起逃到鲁国，齐桓公知道他贤能，所以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押回自己处理。鲁君于是派狱囚管理者押管仲回国，结果齐桓公用管仲为宰相。（6）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隐居海边，被楚王发现后任为令尹（宰相）。（7）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的贤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国，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他买回，任为宰相，所以说“举于市”。（8）曾：同“增”。（9）衡：通“横”，指横塞。（10）征：表征，表现。（11）法家拂士：法家，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为“弼”，辅佐；拂士即辅佐的贤士。
孟子说：“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br>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其实，为人所熟知的，还有姜子牙的故事。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
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乐的科学》）
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
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好：
周文王被拘美里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而编《春秋》，屈原遭流放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而写《国语》，孙胺脚残而著《兵法》，吕不韦迁蜀地而出《吕览》，韩非子">韩非子被秦国囚有《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都是发愤所作。（《史记•太史公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
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一切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有价值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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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教亦多术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孔子正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老手。除了《论语•阳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之教”而外，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是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虽然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概括出了这些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