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长恨歌》①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②四字，才有余也。梅村③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④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长恨歌》：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长篇叙事诗。作于公元806年。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长恨”是此诗的主题。
②“小玉”、“双成”：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到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回，珠箔银屏逦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小玉，吴王夫差之女。双成，即董双成，传说为西王母的“蟠桃仙子”，相当于侍女，负责西王母与众仙的沟通。诗中“小玉”、“双成”意指杨贵妃在仙境中的侍女。
③梅村：即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省)人。清初诗人，著有《梅村集》等，有《梅村词》二卷。“梅村歌行”，当指其所作《圆圆曲》。
④白、吴：即白居易与吴伟业。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曾官太子少傅，又称白太傅。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著有《白氏长庆集》等。
【译文】
以《长恨歌》那么壮丽多文采，而所用的典故，只有“小玉双成”四个字，这是因为作者才力有余。吴伟业的歌行，便不用典故不行。白居易与吴伟业的高低，从这点上便可以见到。不单单作诗是这样，填词家也不可以不知道这个道理。
【评析】
此则乃前一则“不使隶事之句”的再度诠释，以是否隶事、隶事多少作为裁断诗人高下的重要依据。
王国维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伟业的《圆圆曲》作了对比，发现《长恨歌》全诗不过用了“小玉”、“双成”四个字的典故，以代指杨贵妃在仙境中的两个侍女而已，其他皆是直接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情故事，文气直贯而下。王国维因此称赏白居易“才有馀也”，即不必利用隶事等来增强笔力，才气已足以支撑全篇。而《圆圆曲》中的典故几乎触目皆是：如以“鼎湖”代指崇祯的死；“采莲人”用西施故事；“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用牛郎织女的故事来代指吴三桂和陈圆圆；“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楼头柳”化用王昌龄《闺怨》；“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以晋代石崇爱姬绿珠和魏文帝曹丕宠妃绛树来代指陈圆圆；“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一斛珠”用唐玄宗送梅妃一斛西域珍珠故事；“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用三国周瑜赤壁之战故事，等等。这种密集的典故使用在对偶句中，形成了全诗镂金错采、典雅工丽的风格特征。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过多的典故，也难免会造成意为词累的，特别是欲求其“语语都在目前”的效果，就勉为其难了。
无庸讳言，《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确实在《圆圆曲》之上。但是否可以将这种高低放在隶事这一点来衡量，这其实是有疑问的。王国维明确说“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免带着意气。虽然说歌行体诗与律诗不同，确实不宜多用典，但吴伟业与白居易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吴伟业的过多用典其中自然会包含逞才显学的因素，但在清初颇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文人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吴伟业在《悲歌赠吴季子》诗中就说过“受患只从笔下始”的话，则为了避患而使用典故，曲折其意，深藏其思，也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既如此，则用典故使用的多少来裁断诗人、诗作的高下，其未尽合理之处，也就昭然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