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①，口不言阿堵物②，而暗中为营三窟③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注释】
①王衍：字夷甫，西晋政治家。
②阿堵物：阿堵，六朝时俗语，意为“这”、“这个”。《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因这个典故，后世就将“阿堵”作为钱的代称。
③营三窟：典出《战国策·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为孟尝君开凿三窟：其一，烧毁债券以赢得薛地百姓民心；其二，游说梁惠王聘请孟尝君为相，从而使齐王情急之下重新任命孟尝君为相；其三，请求齐王同意在薛地建立宗庙。此前后三计，终究确立了孟尝君在齐国稳固的政治地位。所谓三窟，即指三个使人可以退守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资本。
【译文】
苏轼的旷达在于内部的气质，姜夔的旷达在于外部的形象。姜夔如同王衍，口中不说阿堵物，暗地里却做好了营建三窟的打算，这正是他可鄙的地方。
【评析】
此则重申人格胸襟之境界是词之境界的基石。如果就词而论，苏轼的旷达和姜夔的清旷具有相似的神韵；但就人而论，却相距甚远，苏轼自如出入儒佛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心性强固，而姜夔寄身宦门，自然是局促辕下，其清旷便不免会受到无形的约束。王国维把姜夔比之如晋代王衍，虽然雅尚玄远，但家中蓄财万贯，妻妾成群，心中其实并没有放下那个“钱”字。姜夔的清旷与王衍类似，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这样的清旷不仅不能映衬出其胸襟的高远，反而将其卑陋的心态暴露无遗了。王国维在此则不仅强调人格精神的高远问题，更切实地提出了人格的真实与虚骄问题。其论词风而以人品为底蕴，也很可能是受到刘熙载“文品出于人品”观念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