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一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傅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二子寿、焘，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录旧臣后，以为黄陂尉。久之，知龚州。时宜獠区希范既诛，乡人忽传其神降，言"当为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龚，珦使诘之，曰："比过浔，浔守以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惧，乃更致礼。"珦使复投之，顺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汉州。尝宴客开元僧舍，酒方行，人欢言佛光见，观者相腾践，不可禁，珦安坐不动，顷之遂定。熙宁法行，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珦独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旋致仕，累转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珦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处，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之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奉禄，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寡居，奉养甚至。从女兄既适人而丧其夫，珦迎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时官小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其清节，诏赐帛二百，官给其葬。
颢举进士，调鄮、上元主簿。鄮民有借兄宅居者，发地得瘗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颢问："几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几时？"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视之，谓诉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涂失其一，中使云飞空而逝。民俗严奉不懈，颢捕而脯之。
为晋城令，富人张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门曰："我，汝父也。"子惊疑莫测，相与诣县。叟曰："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颢质其验。取怀中一书进，其所记曰："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颢问："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叟骇谢。
民税粟多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颢择富而可任者，预使贮粟以待，费大省。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熙宁初，用吕公著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颢未尝一语及于功利。居职八九月，数论时政，最后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职。安石本与之善，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改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
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众逃归。群僚畏昉，欲勿纳。颢曰："彼逃死自归，弗纳必乱。若昉怒，吾自任之。"即亲往启门拊劳，约少休三日复役，众欢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后过州，扬言曰："澶卒之溃，盖程中允诱之，吾且诉于上。"颢闻之，曰："彼方惮我，何能为。"果不敢言。
曹村埽决，颢谓郡守刘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盍尽遣厢卒见付。"涣以镇印付颢，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尔。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巨索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
求监洛河竹木务，历年不叙伐阅，特迁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经义》，执政不可，命知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濒河恶子无生理，专胁取行舟财货，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颢捕得一人，使引其类，贳宿恶，分地处之，令以挽繂为业，且察为奸者，自是境无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阅保甲，权焰章震，诸邑竞侈供张悦之，主吏来请，颢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又坐狱逸囚，责监汝州盐税。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鹜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喘，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答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其好之笃，学之得其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
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颐。
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
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是喜之也。"皆从之。帝尝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胡宗愈、顾临诋颐不宜用，孔文仲极论之，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再上表辞。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明日赆以银百两，颐不受。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史以吏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颐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皆班班可书，附于左。吕大钧、大临见《大防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举进士，为祈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狱起，往治之，末杀其罪。
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
吕大防荐之曰："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谘访。"乃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乞加赠恤，诏赐馆职半赙。
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曰：
乾称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之子顾养；育英材，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学者至今尊其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从祀孔子庙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进士，调阌乡主簿，知金堂县。诚心爱人，养老恤穷，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记之。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
熙宁初，为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劾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赵抃从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为无罪。"抃有愧色。遂称病待罪。
出知公安县，徙监司竹监，至举家不食笋。常爱用一卒，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箨，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雍，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子伯温，别有传。
部分译文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名。因他的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而任职，担任分宁主簿。有诉讼案很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审讯一次就辨明。同乡惊奇地说“：过去的官吏不如他。”刑部使者推荐他，改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犯依法不该处死，转运使王逵想严惩他。王逵，凶残骄悍的酷吏，众官都不敢与他争执，周敦颐一个人与他辩议，不听他的意见，于是请别人代行己责，打算弃官而归，说“：照这样怎么能做官呢？杀人以献媚于人，我不干这种事。”王逵悔悟，囚犯得以免死。
调任郴州桂阳县令，治官政绩特别大。郡守李初平认为他贤能，对他说：“我想读书，怎么样？”周敦颐说“：您老学习得不够，我为您讲说。”二年果然学有所得。调任南昌知府，南昌人都说：“是能够辨别分宁狱事的人，我们可以诉讼了。”富家大姓、狡猾胥吏、品行恶劣的年轻人，惶恐不安，不但以得罪于府令为忧虑，而且又以损害善政为耻辱。后历任合州判官，事不经他的手，官吏不敢决断，虽决断处理了，民众不肯听从。刑部使者赵扌卞为诬陷的言词所迷惑，到合州很是威风，周敦颐泰然处之。任虔州通判时，赵扌卞为虔州知州，深入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于是完全明白理解了，握住他的手说：“我差点失掉你了，从今以后我算知道了周茂叔。”
熙宁初年，任郴州知州。因为赵扌卞和吕公著的推荐，担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澄清冤狱、润泽万物为自己的职责。检查辖区事务不怕劳苦，虽因瘴疠疾病危险，路途遥远，但仍然一一亲临检查断事。因为疾病请求担任南康知军。因家住庐山莲花峰下，屋前有小溪，汇合于湓江，取营道所住的房子旁有濂溪作为它的名字。赵扌卞再次担任蜀地官员时，打算奏请任用他，未上任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七岁。
黄庭坚称道：“他的人品、道德修养很高，胸怀宽广、洒脱，好似晴空的阳光和风、灿烂的月亮，不重于求得廉洁的名声而刻意于追求远大的志向，不看重享受而努力为民造福，不注重自身的利益而关心孤寡的忧乐，鄙薄迎合世俗之人而崇尚长久的友情。”
周敦颐学问广博，努力实践。著作《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研究万物的始终。他的解说是：
“无极至太极。太极的运动产生阳，动极产生静，静中即产生阴，静极又动，一动一静，互以对方为其根本，分辨出阴阳，天地就出现了。阳变阴合，即产生水、火、木、金、土，五气的正常变化，四季就依次而行。五行即阴阳的一种，阴阳即太极的一类，太极原本就是无极。五行的产生，各有其特性。无极的真谛，二五的精髓，奇妙地组合、凝结，乾道生成男，坤道生成女。二气的交互感应，生成万物，万物生化不息，以致变化无穷。
“只有人得其秀而最灵，物形出现了，就会有精神的感知，五性感动，以分别善恶，万事从中而出。圣人阐明，确定以中、正、仁、义来主静，以成为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圣人与天地化合而成道德，太阳与月亮化合而成光明，四季的变化组合成时间的顺序，鬼神分合化解出吉凶。君子通过修养得吉，小人违背它则为凶。所以说：‘苍天确定的常道，叫作阴、阳。大地运行的常道，叫作柔、刚。人世间遵守的常道，叫作仁、义。’又说：‘从开始到结果的反复变化，所以知道死生变化的道理。’伟大的《易》经，这是最高的境界。”
又写作有《通书》四十篇，阐述太极的详细内容与真谛。写序的人说“：他的言论简约，但道理宏大，文字质朴而意义精微，得到了孔子、孟子思想的本源，对于学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周敦颐任职南安时，程王向通判军事，视其气质、相貌不是普通的常人，与他交谈，了解他治学探求大道，因此同他结交为朋友，送二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受训学业。周敦颐每每命令他俩探寻孔子、颜子感到快乐的地方，他们感到快乐的是什么事呢，二程的学说渊源就是来自于这里。所以程颢有言论说“：自又见到周茂叔后，以吟弄风花雪月以归，有‘我与点相同’的感觉。”侯师圣从学于程颐，没有觉悟明白，拜访周敦颐，周敦颐说：“我老了。学说不可不详细。”晚上，二人于床边对坐交谈，过了三天才回去。程颐见他惊奇地说“：这不是从周茂叔那儿学来的吗？”他善于启发人的才智就像这样。
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号叫作元公。淳..元年(1241)，封为汝南伯，从祀于孔子的庙庭中。
二个儿子，名字叫周寿、周焘。周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字伯淳，世代定居中山，后来从开封府迁到河南府。
高祖父程羽，宋太宗时期的三司使。父亲程王向，仁宗时录用旧时大臣的后裔，被委任为黄陂县尉。任职很久后，升为龚州知州。当时宜獠区希范已经被杀了，他故乡的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世，说“：应当为我在南海立祠庙”，于是迎送他的神灵至南海，到龚州，程王向派人责问送神的人，送神的人说：“近来经过浔州，浔州知州以为是妖怪，投祭祀品到江里，祭祀品逆水而上，知州害怕，于是改为以礼相待。”程王向派人又把祭品投入江里，祭品顺流而下，这种迷信欺骗于是被平息。程王向改职为磁州知州，又改为汉州知州，曾经在开元寺僧舍款待宴请客人，刚刚开始喝酒，人们喧哗说佛光显现，看的人互相挤撞践踏，不能禁止，程王向安静地坐着不动，过一会儿就安定下来了。熙宁新法推行，做州县官吏的听从命令唯恐落后，程王向独自抗议不行，指出新法的不恰当之处。朝廷派来的使者李元瑜发怒，他就推托生病而回归故里，不久退休，经多次转官，升为太中大夫。元..五年(1090)，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程王向仁慈、忠恕同时又刚毅、果断，平时与幼童和没有权势钱财的人相处，唯恐有伤害别人的意思，至于违犯了仁义道理，则不包庇袒护了。他左右的副职小官等人，没有一天不观察他的饥与饱、寒与热。先后得到五次任命子弟的机会，分别给了叔伯的子孙。出嫁孤女，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得到的薪俸，分别用来赡养亲戚中的贫穷人。伯母寡居，他奉养她很好。侄女嫁人后死了丈夫，程王向把她接回来，教育抚养她们母子，像对待儿子、侄儿一样。当时官职小，俸禄少，克制自己，追求道义，别人都以为很难得。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彰他的清廉和志气节义，皇帝诏令赏赐帛二百匹，官府为他出葬。
程颢录取为进士，奉调为户县、上元县主簿。户县有一平民借住兄弟的房子，挖开地下发现了埋藏的钱币，兄弟的儿子上诉说：“是我父亲藏的。”程颢问：“是哪一年藏的？”回答说：“藏了四十年。”“他们什么时候借住的呢？”回答说：“借住二十年了。”派遣官吏拿来十千钱仔细观察，对上诉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超过五六年就已经流通至天下各地，这都是没有埋藏前数十年所铸的钱，是什么原因呢？”上诉的人不能回答出这个道理。茅山有个池子，生长的龙像蜥蜴有五种颜色。祥符年中取二条龙送至京都，半路上遗失了一条，中使说是飞入空中消失了。民众习俗是严格侍奉而不懈怠，程颢捕捉到后做成肉干吃了。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富户人家张氏的父亲死了，清早有一年迈的老人亲到他的门前说：“我，就是你父亲。”那个人的儿子惊疑不已，不知所措，同他一起到晋城县衙。那个老人说：“我身为医生，因远出为别人治病，而妻子生了儿子，因为贫穷不能抚养，就送给了富人张氏。”程颢对他们进行质问、检查验证。老人取出怀中的一封书信进呈送上，这封书信上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抱儿子送给了张三翁家里。”程颢问“：张氏当时才四十岁，哪有称他为翁的道理呢？”那个老人惊骇不已，辞谢走了。
老百姓交粟为税多送到附近边地，装载前往则道路远，就近买则价格高。程颢选择富户可以任用的人，预先令他贮藏粮粟做好准备，费用大量节省。民众因事至县衙的人，他一定以孝、悌、忠、信相告诫，在家里就要服侍听从父亲、兄长的，在外面就要服侍听从年长与上辈的。打算计划按乡村的远近建立伍保，使他们相互之间在财力、劳役上相互帮助，患难之时互相抚恤，从而邪恶、伪诈没有容身的场所。凡是孤寡残废的人，责令他的亲戚、乡邻党里帮助他，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而在外面旅行的人，患了疾病都有人帮助照顾。乡里一定要有学校，闲暇的时候亲自去讲学，召集父老乡亲与他们交谈。小孩所读的书，亲自为他断句点读，教育不好的人，就改换另外安置。选择民间优秀的子弟，聚集一起进行教育。乡间民众组成社会，为他们制订乡规民约，分别善恶行为，表彰善行，惩戒恶行，使人有劝善耻恶的进取心。在晋城县三年，老百姓爱戴他就像父母一样。
熙宁初年，受吕公著的推荐，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宋神宗平素就知道他的名声，几次召见他，每次退出的时候，一定对他说：“连续几次要求对策，想常常看见你。”有一天，皇上悠闲地登门造访，时间正是中午，于是，他急速出来迎接，堂庭上的人说：“御史您不知道皇上还没有吃饭吗？”前后与皇上谈论叙说了很多话，大致是以端正心术，窒息欲望，征录贤能，培育人才为主要的谈话内容，想务必以诚恳的意见来感动皇上。曾劝戒皇上防止、抑制没有产生的欲望，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有识之士，神宗皇帝弯腰靠近他说：“你的话，我应当作为自己的告诫。”
王安石主持政务，讨论更改法律条令，朝廷内外的人都以为不好，说的人很严厉地攻击新法。程颢接受圣旨到中堂议论政事，王安石刚刚对发表意见的人怒气冲冲地予以指责，声色俱厉地对待他们。程颢慢条斯理地说“：议论国家的事情不是像哪一家来议论私人的事情，希望平心静气地来听。”王安石为此感到羞愧、理屈。自从王安石治理国事以来，程颢从没有一句话谈到功利。任职八九个月的时间，几次议论当时的政事，最终发表看法说：“有智慧的人像大禹治水，畅通行达就不会出什么乱子；舍弃这个而想排除危险阻拦，就不足以去谈论智慧。从古以来兴治立国的事情，没有朝廷内外的人都说不可行而能够达到目的、成就大事的，况且还有排斥忠良大臣，阻拦、废弃公众议论，使用资历低贱而欺凌资历高贵的人，以歪邪的人去干扰公正的人呢？即使侥幸能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追求功利的大臣一天天地进升，崇尚道德的风气渐渐衰竭，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运兆头。”于是请求辞去议论国事的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相处很友好，到这时开始与他意见不统一而有矛盾，但仍然敬重他的忠诚、守信，没有很生气，只是派出朝廷任命他为提点京西路刑狱。程颢坚决辞谢，改任他为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奏疏请求隐退，称赞程颢公正、率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他。
程日方治理黄河，挑选了澶州的士兵八百人，在使用中虐待他们，许多士兵逃回了军中。许多僚属害怕程日方，打算不收留他们。程颢说“：他们死里逃生自己回来，不收留他们会出乱子。如果程日方生气发怒，我自己担当这个责任。”于是随即亲自到衙门口开导、慰劳他们，约定稍微休息几天再恢复治理黄河的役作，众人欢呼跳跃而入。详细地把事情呈上，得以不遣散。程窻后来从澶州经过，扬言说“：澶州士兵的溃散，大概是程中允引诱所致，我打算把这个事上奏给皇上。”程颢听说以后，说：“他的所作所为还怕我告他，怎么他还敢告诉皇上。”后来果然不敢说这个事。
曹村挡水的埽决口了，程颢对知州刘氵奂说：“曹村河道决口了，京师都城就值得忧虑了。做臣子的职责，用身体去挡塞也是该做的，何不全部把地方厢兵士卒交给我。”刘氵奂把知州官印交付给程颢，他立即跑到河道溃决的地方，激励晓谕士兵。议论的人以为这个决口的情势不可能挡塞得了，只是徒劳人力罢了。程颢命令会游泳的人横渡到决口中，牵引巨大的绳索以帮助众人，在决口两边齐头并进，数天以后，决口就挡住了。
请求监洛河竹木务，几年中没有述职升迁，故特别迁升为太常丞。神宗又想派他修撰《三经义》，执政宰相认为不可以，任命担任扶沟县知县。广济、蔡河流经这个县境内，靠近河道的恶少子弟无事生非，专门经常去威胁、勒索夺取行船上的钱财货物，一年中肯定要烧毁船只十余艘以树立他们的威风。程颢抓获了一人，使他交出同伙，赦免了他过去的罪恶，对其他人分别加以处罚，命令他们以拉纤作为职业，同时又观察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至此，这个县境内再也没有剽掠抢劫的祸患。内侍宦官王中正检查巡视保甲，权势气焰震动地方，各地竞相奢侈地供他铺张，以取悦于他，主管的官吏来请他，程颢说：“我这个县里贫穷，哪里能够效法其他的县呢。从老百姓中掠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只有我县令过去藏青的帐子可用作奢侈品了。”改任命为判武学，李定因为他在推行新法之初首先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弹劾他，罢免了现有官职而复原位，又因狱中逃走了犯人，责令他监汝州盐税。哲宗即位以后，召回任命他为宗正丞，没有上任就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
程颢有超过常人的天资气质，修养很好，和睦纯洁的气质，显露于全身，门生故旧朋友跟他交往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声色俱厉的样子。遇到什么事都很好地去做，即使是时间很仓促的时候，也没有急躁不耐烦的样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弟弟程颐听说汝南周敦颐谈论学问，于是厌弃科举考试的学习方式，感慨地有追求道义的志向。广泛地学习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道家、佛经的学习研究有几十年之久，然后反过来又求之于《六经》当中而有所得。从秦、汉以来，没有谁达到这样高的境界的。
教导别人从穷究知识到达知识的最高境界，使意念至诚以达到平治天下，从洒水扫地日常生活应对达到穷究真理，纯洁性格，善于有步骤地进行。担忧学者们厌弃平常的知识而好高骛远的毛病，以致最后一事无成。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道义不清楚，是因有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损害它。过去的损害较浅近而容易了解，现在的损害较深远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欺骗别人是乘别人处于模糊不清醒的时候，现在迷惑欺骗别人是凭借别人自觉清醒的时候。自认为穷尽神志、知晓变化，而实际上不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成就天下的要求，在理论上说没有不周到的，而实际上仅仅了解一些表面的伦理常识，至于穷究事物的真谛达到细致入微的境界，实际上不能够到达尧、舜的那种道义境界。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显鄙陋、晦涩固滞，就一定会达到如此的程度。自从道义不清楚，邪怪妖异虚妄的学说乘机竞相而起，充塞老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淹没于污泥浊水之中，虽有很高的才能，超人的智慧，然而因固执而拘泥于所见所闻，以致醉生梦死，而自己还不明白。这就是正确的道路都被荆棘与丛生的杂草所堵塞，圣贤的门道而被遮蔽塞住不通，直到迎头破开之后才可达到深明道义的真正境界的原因。”
程颢的死，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士大夫，没有不感到哀伤的。文彦博采纳大家的议论，在他的墓碑上题字称“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为他写序说“：周公死后，圣人的道义没有再流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术没有人再继承传扬。道义不流行，上百世没有善政大治；学术没有传承，上千年没有真正的儒士。没有善政大治之世，士大夫还可以了解善政大治的道义，把善良美好留给别人，传之后世；没有真正的儒士，就感到模模糊糊地不知怎样做才好，人的私欲盛行而天理消失了。明道先生生活于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了一直没有传世的学术，以大兴儒学作为自己终生的大任务，辨别不符合正统思想的教义主张，破除怪诞的邪说，使圣人的道义很有光彩地重新流行于社会，大概从孟子以后，只有他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们对道义不知道在哪里，那么，谁知道这个人所建立的功业呢？不知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谁知道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值得称道的情义呢？”
嘉定十三年(1220)，赐给谥号叫作“纯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河南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以致想交结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盘。二十一岁那年，以书信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以为不满足，于是又访寻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这种说教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师讲解《易》经，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二兄弟来了，与他讨论《易》经，第二天告诉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义很高深，是我所达不到的，你们可拜他为老师。”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精神焕发地、很自信地说“：我求得的道义已满足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学道。
考取进士，任命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为首先要办的事务，每个月的吉日，准备酒菜食物，召集乡间年龄很大的老人会聚在县衙署，亲自为他们劝酒应酬，使人们都知道奉养老人侍奉年长的人的道义，于是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训、劝告子弟的目的。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神宗刚刚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学之士帮助谋划治理国家，召他问治理方法，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于治道。”皇帝听后感到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他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问他新政如何，张载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别人也以善道报答您；如果像教导玉工雕琢玉器那样，则应该有不接受听从命令的。”明州苗振狱事兴起，张载去审理这件狱事，最后因为苗振的罪行杀了他。
回到朝廷，随即因病迁移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