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坛经》
《坛经》——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经典《坛经》，一名《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一作惠能）的传法记录。因系在法坛上宣讲的经教，故称。《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宗的事迹和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由于历代辗转传抄，因而版本较多，体例互异，内容详略不同。据流通较广的金陵刻经处本，其品目为自序、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十品。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即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众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一思想与《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其诱导禅者修禅的实践方法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即“于诸境上心不染”；无相为体，即“于相而离相”，以把握诸法的体性；无住为本，即“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同时也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刹那间”。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同时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一、主要版本1法海本学者多认为是法海据慧能讲法记录而成，是现存的最早版本。因直到近代才在敦煌发现，又称“敦煌写本”，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波罗蜜经”一作“婆罗密经”），1卷，约1.2万字，这也是中国书名最长的古籍。原不分节段，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把它分为57节。2惠昕本晚唐或宋初僧人惠昕改编，共2卷11门，约1.4万字。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载，为3卷16门。3契嵩本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年）僧人契嵩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也有认为是元僧人德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刊印本。4宗宝本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僧人宗宝改编，1卷10品，约2万余字。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在法海本未发现前，为最常见的流通本。二、六祖与《坛经》思想《坛经》是浩浩三藏典籍中的唯一一部具有中国特独风格的经典。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它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中唐诸宗争秀的时期，而且由于慧能本人的弘扬，独盛于晚唐，五代时期，可以肯定它在当时的思想浪潮中的价值和对禅宗的重大影响。禅是梵语“禅那”DHYANA一词的简称，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等义；新译则为静虑、禅定，是属于色界的心地定法。印度禅法成为很早在释迦之前《奥义书》中的思想家为了与“梵”合一，从不净的肉体解放出“我”，便采用瑜伽的修定主义，作为甚修行法。瑜伽，为相应之宗，即人与神彼此的相应冥合，从而达到人种冥合之境，便是禅定。后来释迦佛在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上端坐思维，降一切心魔，成就无上正道。由于应用了此内证之法，所以，“禅那”一法列入六波罗密教纲中。“禅那”一词，在印度是制心于一处思维观法之意，原为一种修炼方法的通称，也就是一种调心、调息、调身的渐进实修法门。佛教中无论是空、有、大乘、小乘甚至婆罗门教以及外道，各派都以“禅那”为主要修习法。比如婆罗门仙人阿罗迦修“非想非非想”、佛教大乘修“六度禅”、小乘修“四谛十二缘起法”、法相宗“五重唯识禅”、天台宗有“三谛三观禅”、华严宗“十玄六相法界观禅”、真言宗“三密瑜伽禅”等，这些禅的内容与方法虽然修法不同，其层次与意境也有高低区别。然而万流总归宗，其源只至一处，相传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指月》卷一。至此禅法如是于一花一微笑的密意中付界下来，这个传说之后遂为禅宗以心传心的承统依据，但隋唐间的大师们无此“释迦拈花”的说法，大藏所收的经话中也末记载，唐德宗时有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始记此事。此法由迦叶而下，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然而这一传承始终未脱佛教禅观和外道瑜伽的影响，仍以禅定为主要修行法门。后来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将此实证之法，引进一传再传，至六祖慧能之手创立南派顿悟法门，始奠立中国禅顿教的基础。慧能禅这一系统之所以有中国特色，是因为它与菩提达摩所传之印度禅法有明显不同，印度禅对于“禅”的概念，是从因位渐次修习，以至证果成道，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一步不能差离，称为“渐修禅”，也就是六祖大师之前的禅门主修之法；而慧能所开创出来的禅宗心要，则摆脱了此一禅法，他打破了传统观念，循序渐进的作风，直截了当地明心见性，由本心大体去参本来面目，立地成佛，所谓见则便见，擬议“即差”，步步皆是菩提，称为“顿悟禅”。“顿悟禅”也就是《坛经》思想内容的具体体现。《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但在达摩所传《楞伽经》的基础上，吸收了《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更广泛地吸收了《文殊问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十地经论》《维摩诘经》《心王经》等诸经的思想，使中国禅宗由真常唯心系而转向般若性空方向。中观的般若性空说，把佛性、真常心统一于人们念念无住的当下之心，以自心性为成佛根本，主张念念无着，不立文字，任心自在，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说慧能《坛经》是以真常本有自性的思想为基础，完善了《涅槃经》佛性理论，并且与般若思想相统一，形成一支独特的中国禅——南宗顿禅。对六祖慧能本人的记载在《六祖坛经·行由品》中说，慧能原是岭南一樵夫，因卖柴路过一户人家，念《金刚经》，而有所悟，《坛经》中慧能自述：……善知识净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在《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由此得知，慧能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好，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劳动贫困阶层，生活只能够“市卖柴”为生，当然这样也就说明他不可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识字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蕲州黄梅县东禅寺参见五祖弘忍，在几句有关出身问答后，令其“随众作务”，于碓房中踏碓，踏碓需力，慧能自嫌身轻，乃系大石着腰，坠令重，一日一夜舂米得在十二石米。这样八个月后，弘忍要传法退位，让人各作一偈，以表自己在修证上的见地。慧能作偈，叫人代笔，因自不识字，但此偈获得五祖认可，并私下传衣钵。在传法时，五祖又为慧能说《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慧能从《金刚经》而有所悟，至此他后来在弘扬佛法时，也就极力称赞般若法门。《坛经》云：师开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又曰：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得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坛经·般若品》）。虽然禅宗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说。当日佛传迦叶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但是否禅宗真正不立文字呢？实则此上妙道，在离言亲证，非文字所能及，故此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单传佛心即也。之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并非摒去一切语言文字之教义，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船，以文字即离文字，不为判教之绳索所缚，直达教之精髓。此处往往有些禅僧起误解，不明“藉教悟宗，依教明禅”之理，最后罪归六祖。在《坛经》“行由品第一”中曰：“印宗延至席上，征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真是不由文字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曰：“既云不立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所以，慧能显然是赞成用文字的。大慧珠海禅师有云：经有明文，我所说者，非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超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因而禅宗乃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在达摩初传禅法，并未言不立文字。因他有《楞伽经》四卷问世，三祖亦有《信心铭》，四祖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有《最上乘论》，六祖自己也有《坛经》问世，何况历代的禅门宗匠都有禅语、开示流传后世。这些例子怎能说禅宗是不立文字呢？更何况在大藏经中的诸宗部，亦以禅宗所留下的语录文字最多，即是慧能不识一字说，并不等于慧能没有文化。其实，不立文字之义，归纳起来有三点：一、佛教宗旨，在于求解脱，慧能是中唐之人，诸宗竞争激烈，当然对佛教义理研究者特多，但不重实践。所以慧能提倡修行实践，矫正空谈之过，提倡亲证，弥补专事知解之失。二、修行人关心开佛知见，不应执著文字，之所以“不立文字”是以警策“文字乃渡河之舟，标月之指也”。令行人超情离见，摒除语言文字之束缚，体悟不生不灭之本性。三、证悟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诸佛妙理，实相之法，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非口说心思及文字所能揭述，只有亲自体验证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不立文字，只是“藉教明宗，依教明禅”的权巧方便之说。《坛经》的理论核心是解脱论。它反对任何理论的空谈，认为解脱从根本上并不是假名安立，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六祖把解脱归结为人心的解脱，所谓若心不解脱，人非解脱相应。所以慧能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为佛。他认为，自心圆满具足一切，自心有佛，自性是佛，迷悟凡圣皆在一念之中，不必向外寻求，只要识心见性，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便能解脱成佛，如“般若品第二”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乃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六祖的禅法体系中，对“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集中体现了南宗顿禅的般若思想特色。比如在《坛经》中，有关心的概念有自心、本心、自本心、妄心、邪心、直心、清净心等。如“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天所看也”。心是看不到的，只有靠个人去体验。六祖认为心的本来是清净的，而在凡夫时，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迷妄。所以，慧能说：“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从而形成烦恼即菩提的说法，而它们二者的关键在于转“心”而没有可断的“烦恼”。对“真心”、“佛性”的认识《坛经》又云：“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识的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念本心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慧能把自心与本性联系起来，从现象的“自心”入手，达到本质的“本性”，也就是“佛性”。所谓的“识心”是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在迷为心，在悟称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对于心性论，慧能做了一个比喻：“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心与性的管系是心无性无以存，性无心无以在，性心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慧能心性论的思想道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宗旨，但慧能对佛性的理解，他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在《坛经》中有五处讲佛性，如“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虽有五处论及佛性，但佛性在《坛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据《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说：“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因此，佛性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坛经》说“佛性常清净”，是强调佛性本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所以佛性也就是法性、本性。《坛经》把自心、自性、真如、佛性、本性的等同，这也就是把众生共同有的、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心等同了。慧能对心性的等同，意味着佛性依靠自身在体悟、实证。但慧能的佛性思想与如来藏思想是有差别的。他把般若实相无相说引用到《坛经》中，从而将真性引向了众生的当下之心，强调佛性的“不二之性”，无可执著。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清净佛性的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然心念之中。这充分表露了慧能的般若无所得思想。慧能解脱论的终极目的即是单刀直入地“顿悟成佛”，这也是《坛经》的中心思想。所谓悟，就是任心自在念念不起执著，自心本性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在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顿悟”说是用般若实相说改造的，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全新概念和修行方法，认识自心本来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心佛众生无差别，从而明心见性、顿入佛地，于刹那间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因此，强调自心的觉悟，把自心的迷悟看做是否成佛的标准。慧能认为，顿悟不假渐修，融修于悟之中。《坛经》多次强调“顿修”；“迷即渐契，悟入顿修”。“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顿是为了突破渐。慧能把迷悟归于当下的一念之心，融修于悟中，顿悟顿修，正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慧能指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又充分体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特色。但是《六祖坛经》并不是专讲顿悟，而废渐修，其实法无顿渐，所以南北二宗并没有什么不同。所谓“法即一种，见所迟速，见迟即渐，见疾即顿”。顿悟成佛，悟的是自性，是指理上通达明了，而于事相上，还必须经过长时劫的修行，才能圆满福慧，最终达至圣位。这也指出了顿悟之后，还是需要坚持不懈修行，从事相上证位。慧能顿禅之所以在中唐之后，能够独盛，与当时的其他各派相继衰落，以烦琐的名相探讨文字，最终被不立文字的顿禅取而代之是不无关系的。纵观《坛经》的思想，慧能俨然是一位佛教实践家，他以佛言佛语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坛经》思想又与佛法相应，再一次指出佛的言教代替不料亲证解脱，所谓说食不饱，画饼充饥，正是此理。慧能正是把他伟大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注入到《坛经》中，从而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南宗顿禅。而且《坛经》以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启迪我们的智慧和净化人心，它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