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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