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孝经》
《孝经》——中国儒家经典《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为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还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做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孝经》古文经多出第十九章。《古文孝经·闺门章第十九》：“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一、《孝经》的形成及内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标志着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开始的社会变革基本完成。相应地，中国士人的关注热点，也从探索如何建构一个新的社会转到了巩固新社会。由于秦王朝统治经验的缺乏以及统治者个人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13年中就结束了国运。汉承秦制，但也充分吸收、总结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一套适应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统治思想。《孝经》的出现，正是汉初思想建设的积极成果。1汉代宗法社会的调整以及“以孝治天下”研究汉代的统治思想，必须首先简单回顾秦王朝的统治策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辉煌伟业，实质上是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商鞅变法的实质，是在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制下，推动宗法宗族制度向宗法家族制度的转变。在政治上，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完成了从宗法血缘统治向地域政治制度的过渡。在经济上，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促使聚族而居的农村公社的瓦解。《史记》《商君书》记载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上述措施的采取，迫使“三代”以来长期发生作用的血缘宗族瓦解，向小型化的宗法家族过渡。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秦始皇欣赏韩非的法家学说，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斥诸子百家为“六虱”、“五蠹”，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些便构成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政治经济资本。兼并六国以后，秦始皇又将六国的旧贵族进行了大迁徙，使当地的宗族统治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秦王朝一系列统治政策的转变，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长期的文化影响和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秦王朝还不能将中国彻底从宗法社会变成公民社会，宗法家族仍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相应地，在意识形态方面，秦王朝也不可能完全改变“三代”以来长期流行的宗法意识形态“孝道”。秦始皇本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着孝道，宣扬着孝道。公元前238年，嫪毐作乱，事涉母后，秦始皇极为愤怒，将其母迁出京城。茅焦冒死进谏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只得将其母又接回，死后与其父庄襄王合葬。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巡游国家各地，勒石称功，其中有不少宣扬孝道的文字。如《绎山刻石》说：“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琅琊刻石》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为了使儿子们忠于自己，他用孝道去教育他们。以至赵高伪造遗诏迫令太子扶苏自杀时，蒙恬怀疑其中有诈，让扶苏上疏问个明白。可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颇有点“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味道。在社会上浓重的孝道氛围中，胡亥篡权也不能心安理得。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史记·李斯列传》）为了使民众服从统治，秦王朝用刑法在民间推行孝道，“以治黔首”。在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有许多维护孝道的法律。如：“殴大父母，鲸为城旦眷。”“父盗子，不为盗。”“子盗父母，父母擅杀，……不为公室告。”“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了两条父亲告儿子的案例，父亲要求政府将儿子杀死或断足流放，政府皆照办了。然而，秦王朝推行孝道，有两点是与儒家根本不同的。一是秦始皇过分迷信政治权力的作用，试图依靠法律来迫使全国民众接受孝道。显然秦王朝的统治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随着宗族制度向家族制度的过渡，在宗法分封体制下具有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一体性质，“周礼”已不复存在。对于广大的个体家庭而言，孝道不再具有强制性的人身约束能力，而是变成了一种道德伦理，对社会民众只能起教育和引导作用。法律只能禁人为非，但不能导人向善。《云梦秦简·语书》的作者就已经发现：“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佚）之民不止。”显然，忽视了对民众的礼义教化是不行的。二是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在父子关系中片面强调为父一方的权利；在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上片面强调国家一方的权利；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片面强调物质利益的一方。结果是，秦王朝虽然也讲孝道，但只“尊尊”而无“亲亲”，忽视了孝道中调节人际关系的亲情温暖，使之变成了单纯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丧失了孝道的社会整合的功能。在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功利主义的诠释下，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不仅达不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人们过分看重物质利益，加剧社会矛盾的爆发。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始终以秦王朝之前车为鉴，总结探索使帝制王朝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汉初的思想家贾谊总结说：“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及民离畔。”“凡十三岁社稷为虚”（《俗激》）“四维”即儒家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贾谊认为王朝的灭亡就是因为片面提倡法治，忽略道德教化，片面强调利益而蔑弃亲情所致。例如韩非认为：“家之孝子而国之倍臣”，夸大国家与家庭的矛盾，要求人人“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贾谊针锋相对地指出：“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岂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岂信其上哉？”（同上）背叛父兄的人未必忠于君主，反过来讲：提倡孝道恰恰是培养对君上的忠顺精神。在经历了社会战乱的巨变之后重建宗法等级秩序，提倡孝道不失为一良策。“孝”是一种由天然的血缘决定的道德责任，弘扬孝道，促使天下家庭安定，也就消灭了社会上的动乱因素。“移孝作忠”，也就天然地演绎出忠于君主的价值依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建立于血缘情感的人际亲情，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了现成的范本。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深刻论证了孝道的社会意义。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基本原则出发，董仲舒认为孝道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平民百姓要内孝于亲，外忠于君，这样才符合天地阴阳五行的顺序。他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他把子孝父，臣忠君说成是宇宙中的根本规律，所以“人受命于天，固然超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此人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另一方面，为人君也不可以为所欲为。秦王朝的早衰与其过分突出了君主的地位，将秦始皇置于不受任何约束的地位有关。因此董仲舒又讲：“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能唯我独尊，他也有所从来，有父母长上。一个人可以不信天命鬼神，但他不能否定父母的养育之恩和血缘的上下差等。儒家的孝道本来就是讲父子、君臣的相对义务关系，因此，宣扬孝道对帝王的权力也是一种约束。孝道在汉代，并不像某些近现代学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掩盖剥削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古代的宗法社会里，这种宗法血缘关系，确实可以起到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随着汉初一段时间“黄老之术”完成了与民休息的历史责任，儒家的“孝悌之道”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还在汉初奉行“黄老之术”时期，汉代的统治者已经开始提倡“孝悌力田”了。如《汉书》的本纪记载：惠帝四年，“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说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在汉代，“孝悌”、“三老”、“力田”都是乡宦的官名，凡民能孝养父母，着力耕耘者，皆可以担任国家的下层官吏。汉代皇帝巡幸各地，常有褒扬孝悌之事。有时一个地方出现祥瑞，也认为是当地人民孝行感动上天所致，也要赏赐当地官绅。如汉宣帝甘露三年，诏曰：“乃者凤皇（凤凰）集新葬，群乌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新蔡长吏、三老、孝悌、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汉书·宣帝纪》）在《汉书》《后汉书》的帝王本纪中，全国性的对孝悌的褒奖、赐爵达32次之多。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孝道，汉代的皇帝谥号多加一孝字。颜师古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汉书·惠帝纪》）在这样一种全社会推崇孝道的氛围中，《孝经》的出现并受到高度重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2《孝经》对儒家孝道的继承与发扬一般研究经学的著作，都是先考据该书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然后再研究、评价该书的内容。但是，关于《孝经》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自汉以后一直存在争议，百家异说，各执一词，自有依据。在没有充分的出土文物提供新的资料，或理论方法上出现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利用现有史料很难作出新的、有突破性的结论。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学，试图从思想发展的视角对《孝经》的成书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这里先研究《孝经》的内容。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仅二卷，十八章，不足二千字，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本。为什么短短的《孝经》会受到如此的重视？根本原因就是此书对先秦时期儒家的孝道思想进行了系统、精辟、完整的总结，并在孝道的思想中突出了“孝治”的理念，使之符合了帝制时代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的需要。所以二千年来，《孝经》一书因其简单易学，成为在社会上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儒家著作。《孝经》的内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论证了孝道的理论依据《孝经》的第一章《开明宗义》首先指出了《孝经》一书的意义。“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的作者，把孝道当成是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最根本的道德，并借孔子之口说出来。为了神化孝道，《孝经》的作者对孝道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第一是宇宙论的证明。《三才章》说：“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在这里，把孝道上升到宇宙根本规律的高度来对待，不外就是说，孝道不仅是人间道德的根本，而且是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则，人怎么能违反呢？后世学者考证，这段话是从《左传》上引证加工而得来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原文是：“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此处的礼，无疑是指周礼，周礼包括吉、凶、军、宾、嘉五大类，几十个细目，是中国宗法等级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道德等一切意识形态的总成。说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比较顺理成章。而《孝经》的作者借助《左传》的成语，稍加改动来说明孝道，显然是有人想抬高孝道的意思。这类思想，在曾子的其他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说：“民之本曰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其思想的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有意思的是，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还有一段话：“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这段话在小戴《礼记·祭义》中也有，但令人非常费解，何以伐木、狩猎不以时就是非孝呢？如果联系到《孝经》和《左传》的关系，我们就不难理解，显然这里也是将礼换成了孝，作者的用意不外是突出孝道的社会意义。第二是人性论的证明。《圣治章》说：“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子贡曾经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说孔子即大讲孝为“天地之性”大约说不通。从儒家思想的发展看，这类话应出于思、孟以后。确切地说，是对孟子“孩提之童，无不知亲其亲者”的继承和发扬。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可以说是一种人之本性。由此本性引申，强调孝道的必然性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就因为孝道即是天道，又出自人之本性，所以要将论证孝道的书提升为“经”，《孝经》一书之名即由此。《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2）全面论证了孝道的社会作用《孝经》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论证了孝道的社会作用。从个体的角度看，孝道是一个由小而大，由内而外，有始有终的过程。《开明宗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一再强调，保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尽孝道，这其中既有传统生殖崇拜的孑遗，也有使父母减少忧虑的实际考虑。《大戴礼记·曾子本孝》讲：“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出门而使不已，或为父母忧也。险途隘巷，不求为先，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孝经》正是对曾子这些思想的高度总结。“中于事君”指人成年以后，要将孝亲的精神用于国家社稷，忠于君王，为国家建功立业，“扬名于后世”，增加父母的荣耀。“终于立身”是孝道的最高层次，也是孝道的完成。由于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型的文化，并不特别关注人死后灵魂的归属问题。“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对人死后的彼岸世界给予了不可知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使人们把自己的精神关怀完全放到了现实的世界中，以为家族和国家尽义务为己任。所谓“立于身者”，即理想人格的完成。“圣贤”品格的实现过程，就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道德实践之中。从群体的角度看，孝道的社会作用表现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不同的等级之中。换而言之，“五等之孝”也就是孝道表现的五个方面。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最底层的庶人讲起。《庶人章》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对于庶人来讲，孝道很少有推广的可能，因此主要就是孝养。唐玄宗的注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举事顺时，此用天道也。”“分别五土，视其高下，各尽所宜，此分地利也。”按照农时劳作，区分土地耕耘，辛勤生产以供养父母，这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所应尽的孝道。《士章》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上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士人之孝讲的完全是推孝作忠的道理。将爱敬父母之心用于事君、事长，自然就化成了忠、顺之情。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父是一个关键。民爱父不如爱母，但对母之爱则少了敬畏之情。而对于父则既有基于血缘的爱，又有严父管教下的敬，恰恰同于对待君主和长上的态度。《孝经》之所以要在《士章》讲推孝作忠的道理，因为士正是中国传统社会连接官与民的结合点，其身份原本为民，但又可以上升为官，这个社会群体是连接宗法家族与专制王朝的枢纽。《卿大夫章》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这段文字没有提到一个孝字，但联系《士章》推孝作忠的道理，将敬顺父母的习惯用于社会，当官之后自然就是遵照祖宗成法惯例行事，口无非分之言，身无非法之行，循规蹈矩，保其禄位。以孝道精神培养的官吏，正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所需要的。此“宗君一体”时代大宗、小宗之间忠孝直接对应的关系虽不存在了，但孝道所包含的忠孝一致的精神原则依然可以发挥作用。《诸侯章》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这一章同样没有涉及父子关系的词句，但其内容都是孝道的引申。在今人看来，突出的印象就是对诸侯的警告，让他们“在上不骄，高而不危”，这样才能“保其社稷”。这样的言语，显然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天子势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社会环境中，儒家学者对强臣霸主们的警告。在汉代，则是对时时怀有不轨之心的刘姓诸王的警告。《天子章》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行孝道，就是要将爱敬亲人之情，推及于天下，以孝道教化民众，以刑罚保证孝道。简而言之，就是“以孝治国”。同时要求天子“爱敬尽于事亲”，也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能为所欲为。如《感应章》说：“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3）“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内容如果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较，《孝经》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孝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从本意——“善事其父母”，发展到其引申意——“以孝治天下”。《孝经》的绝大多数章节，不是讲“事于亲”，而是讲“事于君”的。在不足二千的文字中，“治”字出现了11次，“孝治”成为贯穿全书的根本宗旨。这恰恰是文字不多的《孝经》能够上升为“经”的根本原因。《孝经》所包括的思想内容有如下方面：第一，以“亲亲”率“尊尊”，移孝作忠。《广扬名章》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移孝作忠的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就有，经过曾子学派的发展，到《孝经》被正式提了出来。《圣治章》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儒家理想的圣人之治，是将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统治者以爱子女之心爱护百姓，而百姓则以尊敬父母之情尊敬长上。即使长上对下民有些严厉的措施，那也不过如同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出发点还是一片爱心。第二，“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很自然地将孝道这种家庭伦理推及于社会，使之变成了一种政治原则。《孝治章》说：“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套用《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其中贯穿的精神，则是《天子章》中以爱敬之心治天下的的原则。对于君主专制社会而言，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大国小国，天子诸侯，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异统统隐藏在宗法血缘之中了。以“亲亲”率“尊尊”，不能不说是一种减轻阶级对立、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第三，以孝教民。鉴于秦王朝统治者片面强调法治，忽视道德教育的教训，汉代统治者极力强化孝道教化的作用。《广要道章》说：“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者，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以具有“家教”色彩的孝道教育民众，会使人感到亲切体贴，易于接受，所以说教民“莫善于孝”。《广至德章》说：“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人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将“家之而日见”的孝道推而广之，就会敬天下一切为人父、为人兄、为人君者，即可达到“安上治民”的根本目的。第四，以刑辅德。本来，道德与法律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所反应的社会现实，正是宗法家族社会的本质，因此，孝父、从兄、忠君，既是道德伦理的要求，也是法律所要强制执行的规范。《五刑章》说：“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在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社会里，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和君主崇拜是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在《孝经》的作者看来，一切的罪恶皆发源于在家中对父母的不孝，因此要用最严厉的刑罚来惩处不孝的行为。自汉代以后，中国的刑法典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对不孝的行为以法律手段加以制裁。第五，以宗教神化孝道。中国三代社会即存在着发达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尽管这一宗教形态在春秋战国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由于其生存的土壤——宗法社会得以继续延续，所以宗法性传统宗教只是发生了转型，在秦汉以后继续流传。《孝经》的作者强调，要以宗教来神化祖灵，“神道设教”，保证现实社会中孝道的推行。《感应章》说：“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中国的儒家学者，除了少数人（如荀子、王充、范缜），虽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到了汉代，正是一个传统宗教的整饬时期，宗教氛围浓烈。《感应章》首先强调天地明察，神明在上苍监视着人们的孝行。《圣治章》又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在宗法性宗教中，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两大基本信仰。在周代，周公制礼作乐，实行“以祖配天”，既将天神据为己有，作为周廷的保护神；又神化了祖灵，使孝道得到鬼神的支持。宗庙祭祀正是子孙表达对先辈孝敬之情的场所。“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感应章》）宗庙之中的四时祭祀，仪式隆重，气氛庄严，正是培养子孙孝敬之情的良好机会。在宗教盛行的古代，不行孝道的人，死后会受到祖灵的刑罚，这是任何人都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孝经》将宗庙祭祀当成“孝治”的重要手段。（4）概述家庭伦理之孝行《孝经》一书，真正讲到家庭伦理意义上的孝道，仅《纪孝行》《谏争》《丧亲》等几章很少的内容。《纪孝行章》以极为精练的语言概述了居家事亲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这里提到的五个方面，基本可以包括日常生活起居的主要问题。儒家从其创始人孔子开始，经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已经就孝道伦理的方方面面讲得无微不至，并在《礼记》中以礼仪条文的形式固化下来，所以《孝经》仅就敬、乐、忧、哀、严的原则作了规范。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指出：“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孝经》一书，在家庭伦理中对谏争的论述，倒是值得特别重视。《谏争章》说：“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哉？’”父母有过则谏，是儒家一向坚持的原则。但是从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事父母，几谏”，到曾子提出：“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再到孟子提出：“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战国中期以前的儒家，一般都突出父子之间血缘的绝对性，不能因家族以外的原则动摇的宗法原则的至上性。对父之过可以谏，但谏而不听，仍要服从。子思学派认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郭店楚墓竹简《六德》）显然当时血缘宗族的势力还很大，儒家将恢复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西周宗法制度的复兴。然而，历史发展恰恰走了相反的方面，宗族制度的瓦解和家族制度的建立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基本方向。于是，战国后期的儒家学者，也逐渐修改了自己孝道学说的倾向，荀子指出：“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无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问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荀子·子道》）显然，《孝经》的《谏争章》基本是从荀子的书中演绎来的，不过争臣的人数，严格套用了《礼记》关于庙制的说法，文词也稍加改动而已。然而其精神实质，则反映了战国末期，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宗法宗族制度向宗法家族制度转化的事实。这时，君权已经远远超过了族权，公法超过了家法，“君统”压倒了“宗统”，儒家学者必须修订其学说中宗族至上的倾向。荀子和《孝经》的作者坚持“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使儒家的孝道学说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能够适应正在成熟的新时代。对于父亲的错误不仅要劝谏，劝而不听也没有必要服从，因为这样将会把父亲推向罪恶的深渊，使家族的整体利益受到伤害。盲目服从父命并不是真正的孝子。将“从义不从父”的孝道推而广之，在对待君主的问题上也可应用同一原则。对于君命中不义的成分，也不能盲目执行。《孝经》专立《事君》一章说：“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对于君主的错误，必须予以匡正，而不能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不分是非地从命，并不是真正的忠臣。统观《孝经》的基本内容，其书虽然是专讲孝道的，但所讲的孝道绝不是后世某些腐儒和昏君所提倡的“愚忠愚孝”，而是以服从社会发展长远利益为原则的。所以孝道在二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里，既不是一块单纯地掩饰等级剥削制度的面纱，也不完全是专制君主控制臣下、麻痹人民群众的思想工具。《孝经》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着调整宗法家族关系的实际作用。二、《孝经》的版本及其历史影响在儒家的经典中，《孝经》的版本争议是比较少的。《孝经》一书也有今、古文两个版本，《汉术·艺文志》皆有著录。今文本《孝经》十八章，传说秦焚书时由河间人颜芝所藏。汉惠帝废“挟书令”以后，颜芝之子颜贞献给了河间献王，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今本《孝经》由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各有名家。古文本《孝经》二十二章，传说为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故宅时所得，用战国时的蝌蚪文写成。孔安国为古文《孝经》作《传》。由于今、古文《孝经》文字接近，差异不大，所以在汉代一并流行。《隋书·经籍志》记载：“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刘向整理《孝经》，定其为十八章，基本以今文为依据，不过也参校了古文的部分内容。东汉时由经学大师郑玄为《孝经》作注，实际所注是经刘向整理的通行本。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版本的《孝经》及郑《注》、孔《传》都在社会上流行。到了唐代，唐玄宗两度注释《孝经》，并引起了群臣关于《孝经》的兴趣。皇帝注经，未必亲自动笔，但已对《孝经》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唐玄宗的注释以今文为主，并“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孔《传》与郑《注》便随之而消亡。宋真宗咸平三年（1001年），命国子监祭酒邢昺为唐玄宗的御注作疏。此注、疏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成为儒家经学的正统。作为一本经学思想史著作，我们更关注《孝经》的思想意义。《孝经》对中国文化及社会发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儒家孝道作了总括式的概述。《隋书·经籍志》说：“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儒家的孝道思想，贯穿于其他经典之中，往往因事而发，因人而异，内容分散，体例不一。《孝经》将儒家的孝道思想集中加以提炼，分清章目，结构严谨，文字精辟，可以说是对儒家孝道观的集中阐述。由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宗法伦理，因此吕维祺的《孝经或问》又说：“《孝经》者五经之总合，百王之大法也。”古人所说的“六经总会”或“五经总合”，是就宗法伦理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而言。第二，为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孝经·开明宗义》：“夫孝，德之本也”，一语中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而“三纲五常”又都体现着孝道的精神。“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贯穿三者的轴线是孝道精神。“父为子纲”是讲子对父的敬畏与服从，是孝道的本有之意。“君为臣纲”则是“父为子”的自然引申，如《孝经·士章》：“贤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为妻纲”虽不可从孝道中直接引证，但是《孝经》所极力培养的上下尊卑、等级顺从关系，在以男权为主的社会里，很容易转化为夫权对妇女的压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仁是其中的核心。孔子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明确阐明了孝是仁的本质。《孟子·离娄上》：“义之实，从兄是也。”在家孝敬父母，服从兄长，进入社会以后就会服从各种社会秩序，这就是义。儒家的礼，更是孝道的集中体现，《礼记·曲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智就是对孝道关系的体认，《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者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其二者弗去是也。”信则是对孝道的遵从与恪守，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所以，邢昺在《孝经注疏·序》中说：“《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说：“《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第三，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形而上追求。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宗教情感淡漠的民族，轻恬彼岸，关键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宗法家族作为精神的寄托，不需要寻找其他皈依。《孝经·感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在中国的古代传统宗教中，天地就是最高神灵。“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圣治》），天地是民之父母，父母之灵就是生者的神。所以，在祖先祠堂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追养继孝”，“善述先人之志”，使天国的祖灵与他们在现实留下的事业融为一体，使后人在追祭亡灵，继承遗志的事业中得到精神的充实。向下看，中国人重视子孙的生育与抚养。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下》）一个家族只要人丁兴旺，朝气蓬勃，后继有人，祖先的香火就会供奉不绝。个人在这个家族中就会感到尽了义务，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第四，成为社会教育人才、选拔人才的教材和标准。自汉朝始，历代皇帝屡屡将《孝经》作为教科书，在官学中设置《孝经》博士。赵岐《孟子题解》：“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帝欲广游学士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在汉代，直接设立“孝廉”一职，启用社会上孝行卓著的人担任。隋代以后设立科举制，《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经常成为科举考试的题目，考官以考生对孝道的理解选拔人才。即使当了官以后，不孝行为也会受到有司的弹劾。《隋书·郑译传》：“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皇帝下昭严责，并“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同居”。第五，成为社会规范的准绳。首先，表现在法律方面。《孝经·五刑》：“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都依此精神制定。无论秦律、汉律，还是明律、清律，都将不孝作为“忤逆”大罪重判。相反，父母管教子女，即使加刑过当，也可以从轻发落。如《唐律·斗讼》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子孙杀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而祖父母、父母打死不孝子孙无罪。即使是错杀，北魏律“徒五年”，唐律“徒二年”，明清律“杖六十或徒一”。其次，社会上形成尊老、敬老、养老之风。例如汉代即建立了养老制度，汉高祖初入关，即：“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以后文帝、武帝等帝王多次下诏赐与老者钱、粮、酒、肉，以示国家对孝道的提倡。《后汉书·礼仪志》载：民年七十以上者可授玉杖，持此杖者可享受比食俸六百石的官吏更高的待遇。平民殴打持玉杖者，立即处死。再次，孝道观念成为文学艺术的重要题材。《孝经·感应》：“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至。”子女孝行感动上苍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中不胜枚举，《二十四孝》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者。“王祥卧鲤”，“郭巨埋”，这类故事今天听来显得残酷而不近人情，而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古代，却又显示出人类发展过程中感人至深的悲剧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弘道效果。在以后陆续出现的《列异传》《搜神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小说中，反映孝道的故事比比皆是。最后，《孝经》所宣扬的孝道精神，反映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岁年节令之中，实难一一列举。三、二十四孝1孝感动天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队队春耕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2戏彩娱亲周老莱子，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老莱子，（东周）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戏舞学娇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色满庭闹。3鹿乳奉亲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以免。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猎人看到了他以为是麋鹿，想射杀他，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免除了被误杀的危险。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4百里负米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负米供旨甘，宁辞百里遥。身荣亲已殁，犹念旧劬劳。5啮指痛心周曾参，字子舆，事母至孝。参尝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而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称他为“宗圣”。母指才方啮，儿心痛不禁。负薪归未晚，骨肉至情深。6芦衣顺母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损，衣以芦花。父令损御车，体寒，失纼。父查知故，欲出后母。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闻，悔改。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若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尊前贤母在，三子免风霜。7亲尝汤药前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天下。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年）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莫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8拾葚异器汉蔡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葚，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贼悯其孝，以白米二斗牛蹄一只与之。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母子只得拾桑葚充饥。一天，偶遇赤眉军，赤眉军士兵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二斗白米，牛蹄一个，以示敬意。黑葚奉萱闱，啼饥泪满衣。赤眉知孝顺，牛米赠君归。9埋儿奉母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郭巨，东汉隆虑（今河南安阳林州）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10卖身葬父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途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阴会所，遂辞永而去。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缣偿债主，孝感动苍穹。11刻木事亲汉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思念劬劳之因，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针戏刺其指，血出。木像见兰，眼中垂泪。兰问得其情，遂将妻弃之。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安阳一带）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刻木为父母，形容在日时。寄言诸子侄，各要孝亲闱。12涌泉跃鲤汉姜诗，事母至孝；妻庞氏，奉姑尤谨。母性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出汲以奉之；又嗜鱼脍，夫妇常作；又不能独食，召邻母共食。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日跃双鲤，取以供。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舍侧甘泉出，一朝双鲤鱼。子能事其母，妇更孝于姑。13怀橘遗亲后汉陆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桔待之，绩怀桔二枚。及归，拜辞堕地。术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桔乎？”绩跪答曰：“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术大奇之。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绿桔，遗母报乳哺。14扇枕温衾后汉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惟切，乡人称其孝。躬执勤苦，事父尽孝。夏天暑热，扇凉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暖其被席。太守刘护表而异之。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香”。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冬月温衾暖，炎天扇枕凉。儿童知子职，知古一黄香。15行佣供母后汉江革，少失父，独与母居。遭乱，负母逃难。数遇贼，或欲劫将去，革辄泣告有老母在，贼不忍杀。转客下邳，贫穷裸跣，行佣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毕给。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负母逃危难，穷途贼犯频。哀求俱得免，佣力以供亲。16闻雷泣墓魏王裒，事亲至孝。母存日，性怕雷，既卒，殡葬于山林。每遇风雨，闻阿香响震之声，即奔至墓所，拜跪泣告曰：“裒在此，母亲勿俱。”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慈母怕闻雷，冰魂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17哭竹生笋晋孟宗，少丧父。母老，病笃，冬日思笋煮羹食。宗无计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持归作羹奉母。食毕，病愈。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18卧冰求鲤晋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伺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19扼虎救父晋杨香，年十四岁，尝随父丰往田获杰粟，父为虎拽去。时香手无寸铁，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踊跃向前，扼持虎颈，虎亦靡然而逝，父子得免于害。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深山逢白虎，努力搏腥风。父子俱无恙，脱离馋口中。20恣蚊饱血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恣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之，恐去己而噬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夏夜无帷帐，蚊多不敢挥。恣渠膏血饱，免使入亲帏。21尝粪忧心南齐庾黔娄，为孱陵令。到县未旬日，忽心惊汗流，即弃官归。时父疾始二日，医曰：“欲知瘥剧，但尝粪苦则佳。”黔娄尝之甜，心甚忧之。至夕，稽颡北辰求以身代父死。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到县未旬日，椿庭遗疾深。愿将身代死，北望起忧心。22乳姑不怠唐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每日栉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数年而康。一日病，长幼咸集，乃宣言曰：“无以报新妇恩，愿子孙妇如新妇孝敬足矣。”崔山南，唐代博陵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孝敬崔家妇，乳姑晨盥洗。此恩无以报，愿得子孙如。23涤亲溺器宋黄庭坚，元符中为太史，性至孝。身虽贵显，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母涤溺器，未尝一刻不供子职。黄庭坚，北宋分宁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马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贵显闻天下，平生孝事亲。亲自涤溺器，不用婢妾人。24弃官寻母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决，誓不见母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七十余矣。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七岁生离母，参商五十年。一朝相见面，喜气动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