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饟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又言：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也。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骋辩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厉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固不治矣；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始。帝乃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帝从之。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者，不可以常令谕。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臣闻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诚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无苟于言，以重取悔。”帝纳之。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旧老皆言：开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供。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初，贽与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夫立国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则存乎其义；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有匮耗而不给矣；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故锡货财，列禀秩，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权得矣。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廕，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同，然而突铦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愤。”帝乃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方赗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悉怀险诐以覆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功靡就。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之兵也。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而狎其敌也。关东百物阜殷，士忲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靖难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矣。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译文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学宏辞科，调任郑县尉，后被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去参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
告辞时，张镒赠钱百万，说“：请作为母亲大人一日的费用。”陆贽不肯接，只收了一串茶叶，说：“斗胆不收您赠送的厚礼。”他凭文牍判词写得出类拔萃，补任渭南县尉。
德宗登皇位后，派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视天下。陆贽游说使者，请求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五术”是：听民谣考查民间哀乐；接纳商人观察他们的好恶；审察官署文卷来考查判别民间诉讼当与不当；看座车服饰来衡量他们的俭朴、奢侈；省察从事的业务、工作来考察其所取舍。“八计”是：看户口的增减来考查抚养爱护；看开垦土地的增减来察看农业和商业的比重；看徭役赋税的轻重来考查是廉洁奉公或是侵害百姓；看案卷繁简来考查听讼断狱的才能；看监狱关押囚犯的多少来考查断案的快慢；看有没有恶人强盗考查防范的松紧；看推选贤才的多少来考查风俗教化；看学校的兴办或废弛来考查教诲开导。“三科”是：茂材异等科；贤良方正科；干练有才科。
“四赋”是：查看庄稼的好坏来定税；估量土地财产的多少来征税；统计壮丁的数量来计算赋庸；测算商业来协调税利。
“六德”是：尊敬老人；慈爱幼童；医治病人；抚养孤儿；赈济贫穷；安排就业。“五要”是：裁减吃闲饭的士兵；免除枉害百姓的法规；精简闲散官吏；去掉没有用的器物；停止不紧急的事务。当世的人都对他的主张称好。朝廷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德宗皇帝当太子时，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召他到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正逢马燧在河北征讨叛军，长期不能取胜，请求增援；李希烈又侵犯襄城。德宗皇帝下诏书询问用什么策略应敌，陆贽说：为征服远敌而劳苦，不如修治近处的防务，用各种策略挽救失败，不如改变德行。现在幽、燕、恒、魏等州的形势和缓，为害较轻，汝、洛、荥、汴等地形势危急，为害严重。田悦失败之后，再也没有长远的图谋，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寡断，他们互相牵制，形势危急就联合一致，形势缓和就分裂仇杀，不可能有特别意外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势和缓。
李希烈攻伐果断，屠杀残忍，占据富饶的蔡、许等州，又加上在邓州、襄城抢掠的财物，向东进犯就会截断我方的粮草运输通道，向北攻打就震动京都，这就是我说的形势危急。代、朔、..、灵等州自昔日来的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等地当今选练的精锐部队，全部部署在华山以东，将领虽多但军事力量分散，兵虽多但财力又告枯竭，而屯田的部队失误在于轮换频繁。李勉是文官却担当指挥汴州军家必争之地的作战重任；哥舒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却抵挡襄城锐气正盛的叛军。
打仗本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事，因而畏缩不前，守御失误在战斗力不足。现在如果调回李凡艹的河阳部队来救援东都洛阳，李怀光解救襄城的围困，专门用太原、泽、潞等州的部队抵抗华山以东的叛军，那么，梁州、宋州就安全了。
又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所以治理国家，就像人体的躯干驱动臂膀，臂膀挥动手指一样，大小适当又不互相矛盾。京城周围地区是天下的根基，京城又是京城周围地区的根基，那形势就如同京都是躯干，京都周围地区是臂膀，而天下是手指一样，这就是天子最好的权谋。所以前朝转运天下的租税，迁移郡县的豪杰，用来充实京都。太宗皇帝设置八百所府兵，而关中就有五百所，全国比不上关中，那是取占据重而驾驭轻的意思。现在天下安定很久了，武备渐弱，所以安禄山乘着地方势力强盛的机会，一叛乱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和京都长安。但各牧场还有马匹，各州县还有粮草，肃宗才能中兴。肃宗乾元年以后，外部的忧患接连发生，全部军队往东征讨叛乱，所以吐蕃乘虚进犯关中，但先帝无力抵抗，这是失去了驾驭轻的权谋了。从陕州回朝后，吸取以前离京避难的教训，逐渐增加了京都的警卫部队，所以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部队用来抵抗西边各族来犯，河东地区有太原的部队防备北方的敌寇。现在，朔方、太原的部队已驻扎在华山以东，而神策军的六支部队全部镇守在函谷关外，将领不能抵挡敌军，就请求增兵，陛下为此撤掉边防部队，抽空禁卫军。竭尽宫内的马匹，武器库内的武器，命令将领家的子弟增加部队，征收私人饲养的马匹来增加骑兵。再报财经匮乏，陛下又为他们征收户口税，向商人借贷，设立各种专利专卖科目，一天比一天厉害。万一有像朱滔、李希烈一类的人倚恃边防堡垒强固，偷袭京都地区，靠什么来防备呢？
关中是帝王基业的根本，关中的豪杰，与名籍在军营一样；关中的车辆、马匹，与放在马厩和牧场中一样；关中的财产物资，与储藏在国家钱库中一样。一旦急需，就能取用。敬望陛下听取我的计谋，命令李凡艹的河阳部队回军援救洛阳，李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一定退逃。
请把神策军和将家子弟受命东征的追回来，凡是京都的房屋税、专利专卖项目、酒税、官府抽取的每贯一百文的汇兑费、向商人借贷、点卯的命令，一切都停止执行，这就是正本、治乱的方法。
德宗皇帝不采纳，后来泾州的部队很快叛变，陆贽的话都应验了。
陆贽随德宗皇帝逃亡到奉天县，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臣子的奏章、皇帝对下的命令，每天写数百道诏书，陆贽动笔之初好像不假思索，等到写成，全都叙事详尽、情理周全、推理分析深思熟虑，人人都能懂。别的官员写不赢，其他的学士搁着笔不会写，陆贽却游刃有余。
当初，德宗皇帝遭逢仓促的变乱，经常自责，陆贽说：“陛下承担错误，做自我批评，这是尧舜的用心，但招致叛贼作乱的是臣子们的罪责。”陆贽的言外之意是指责卢杞等人。德宗皇帝袒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错误推到我的身上，才说这样的话，但是自古以来，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吧？现在的恶运，恐怕是人力改变不了的。”陆贽退朝后又上书说：自从安史之乱，朝廷仍按前朝的法律容让供养方镇，而各方镇自己割据土地，不曾来朝见陛下。陛下统领天下，才任命将帅调度军队，征讨四方。一人当兵打仗，需十家出钱供给，家里的人被转运给养拖累得疲敝不堪，当兵的人被战争害得痛苦难言，出征的和家里的人都骚动不安，乡里不得安宁。征集士兵，日益众多，军需给养，日益增多，平常的赋税不够用，于是议定限期催逼、增加赋税；增加的赋税用尽后，又另加临时摊派，另加的摊派款又不够用，因此设立专利征税科目，实行按率向商人借贷。防范的法令愈益繁多，官吏越发不能承担使命，在胥吏沿门呼喝催逼下农桑荒废，百姓血汗被刑具榨干，亿万百姓嗷嗷哀哭，因此郡县不安宁了。边疆的守卫部队保卫国土，宫城的警卫部队巡逻警戒，应付非常事变，这是保卫国家的大堤。
但陛下命令他们全部在东部征讨叛贼，边防守备空虚，又搜求私人牧场的马匹，责令将领家出士兵出战马。私人牧场都是国家元勋和皇亲显贵的，将领家庭，都是军事统帅和边疆大吏的后代。他们免除徭役是老制度了，现在夺取他们养的马匹，令他们的子弟服兵役，为供给钱粮衣甲去借债，为备办战马卖光家产。大臣显贵，谁还不与朝廷离心解体？现在还要征收王侯家的房屋税、征收小商贩的缗钱，显贵不被优待，亲近的没有特别待遇，大家情绪躁动，因而关中和京城周围不得安宁了。
陛下又说各种制度废弛，就以坚持道义作为遍施恩惠，滥用法律来促成安定，决断失之于太快，辨察则受损于太严。决断太快对人很少宽恕，因此是非不清不容分辨；辨察太精则对事物多猜疑，猜测估计的又未必正确。少宽恕就使臣子害怕招祸，所以反复无常的裂痕就产生了。多猜忌就使臣子防避猜疑，所以得过且过的毛病就产生。因此叛乱相继爆发，愤恨和诽谤一齐发作，危及国家的灾祸，只皇帝一个人不知道。凶悍的士兵大张声势地集团行动，在白天侵犯宫城，前后宫门没有坚固的防卫，皇宫也没有巡逻盘查的士兵。陛下虽说有辅佐的大臣，亲信的侍卫，但遇见危难不能为皇帝尽忠，碰到祸患不能为皇上死节，这是臣子的罪过。
陛下刚才把国家兴衰推给天命，也错了。《书经》说：“上天看到的，就是我的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我的百姓听到的。”那上天的视听，都依顺着百姓，不是人世事务之外还有天命存在。
商纣王推托说“：我的生死不是上天决定的吗？”这是把人力能决定的事，推给上天的旨意，必然不能治理国家。《易经》上说“：自有上天的佑助。”孔子依据这话阐释说“：佑就是辅助，上天辅助顺应民心的人，百姓辅助讲信用的人，想着顺应民心而讲信用，所以上天辅助他。”《易经》论述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时，一定先讲实行德政，凶吉是实行的结果。这意思是说天命决定于人的努力，就明明白白了。人世间太平安定而上天降给祸乱的，还没有这样的事；人自己制造祸乱，上天降给幸福的事，也从未有过。恐怕您还有可怀疑的地方，请让我用最近的事例证明。
自从近年战乱发生，人力财力全消耗尽，人心惊疑像风中波涛一样汹涌不宁，聚集在一起分析议论，说一定有变乱发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术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灾的原因，哪是命运应该这样呢？国家太平有的发生了动乱，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无祸而亡国，或者多难却兴邦。国家太平有的发生动乱，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实行德政；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动乱而励精图治。没有灾祸而失去天下，是因为忽视国家的日常政务的重要，忘掉应警惕戒惧；多难兴邦，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世事的艰难，知道警戒自己。现在国家发生动乱失去控制的现实是不可挽回了，那谋求太平复兴国家的事业，在于严格要求并激励自身，谨慎地治理国家。面对导致危难的关键，求得道义的支持，就能复兴，失去道义的支持就会衰败，那中间不容再有反复，惟有深思熟虑。不固执己见而听取大家的见解，违背私人欲望来遵守道义，远离奸恶的小人，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用至诚待人，去掉猜疑欺诈，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是在心里约束自己罢了，如果能这样哪里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还怕什么险恶的命运？
还担心什么国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陆贽询问切合现实的谋略，陆贽劝皇帝说：“群臣朝见的时候，让他们尽量讲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关军务的对策，可以打破常规接见，听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说“：我对臣子哪里是不用诚心相待呢？然而送给我的奏章，只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好像不是忠诚正直的人。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恶的人借以炫耀威福。现在产生的祸乱，就是真诚相待的弊端。进谏的人又不保密，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声。我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见，大多是相同的不实传言，加以质询就无话可说，所以近来不召臣子询问政事，怎么能说是厌倦了呢？”陆贽因此竭力劝谏说：从前有因噎废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们防备灾祸的做法，不是太错了吗？希望陛下以这为鉴戒，不要因小的担忧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听说百姓帮助国家，原因在于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于真诚待人，一不真诚，心就难以知晓；一不守信用，诺言就不能实行。所以圣人注重待人真诚和守信用。经书的注释说“：待人真诚和守信用贯穿‘物’的始终，否则没有‘物’。”
这“物”就是功业建树，说的是不讲真诚和信用就无所建树。一般老百姓不讲真诚和信用还不能成大事，何况皇帝要依靠讲究真诚和守信用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对人不讲究真诚和守信用吗？
陛下说对人真诚和守信用能招祸，我私自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的人不谈，是丧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谈话的人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说错话。”陛下可以审察他的言论，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谨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诚待人。所谓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奸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况疏远、阻拦和猜忌呢？
这时，叛贼没有消灭，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换年号，而掌握律历的官员坚持说国家适逢厄运，应该改变年号，表示国家新的开端。德宗皇帝于是商议改加堂皇名号。陆贽说“：现在皇上远离京城避难，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这是人心决定向背，天意决定去留的时候，陛下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奋民心，不应该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号来牵累您谦虚的品德。”德宗皇帝说：“您的话本来好，但应当稍有变革，请您为我谋划这件事。”陆贽说：“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号是‘皇’，符合大地的名号是‘帝’，符合于人民的名号是‘王’，以天为父亲，大地做母亲，来养育人民，创造财富、都能适宜的人的名号是‘天子’。这都是很大的名号了。夏、商、周这三代以前，颂扬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号。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毒影响到后世昏庸的国君，才有‘圣刘’、‘天元’的名号。
所以帝王权衡轻重的，不是名号，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认为逢艰难应该有变革，不如承认错误，降低名号，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况且改革旧政，矫正失误，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虚荣，是最聪明的。怎能宁可加多余的名号来遭受实际的灾祸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恰逢改年号为兴元元年的赦令刚写完，德宗把草稿交给陆贽，让他商议周详。陆贽了解皇上实行仁政不坚定，遭难就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了就放纵，想激发和增强他的信念，就建议说：“经历突发危难的人，不能按常规办事；解决紧急的纷乱，不能用普通的命令使他明白。
陛下用了全部军队和武器，耗尽了财富，京师发生叛乱，叛贼占据皇宫。现在已有四个凶恶的伪王、两个伪帝，其他怀着野心持观望态度的人还数不清，但想解除这些祸患，收服人心，只有靠赦免的命令了。但用言词感动人心，被感动的少，言词又不符合他们的心意，谁还肯归附朝廷？所以心不至诚就不能感化别人，‘害’不发展到极点‘利’就不会来。悔过不能不深刻，承认错误不能不全面，招揽人才不能不广泛，施恩惠不能不大，让天下的人听了，觉得大为一变，人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哪还有人不心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令条规，我已另外封着送给您了。我听说承认错误不难，改正错误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难。《易经》说：‘圣人感化了人心，天下就和睦太平。’感化是从心里产生的，并且表现在所做的事上，所做的事有的不能让人理解，所以用语言来表达，言语必须顾及谋虑，谋虑必须符合现实，这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化人心。只有陛下先确定标准，以便措词行文。估计能实行的措施就公布，做不到的就删掉，不要随便许诺，后来又反悔。”德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初，德宗皇帝离京流亡，皇宫仓库里财物都丢掉了，卫兵没有冬衣。到这时，各地献给朝廷的给养、贡品渐渐运来了。德宗皇帝竟在行宫两旁的廊屋设置琼林、大盈两个御库，另行收藏贡品。陆贽劝谏他，认为：“琼林、大盈这类御库古代没有典籍记载。老臣都说：开元年间，显贵的臣子弄巧求宠，建议郡县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安排常用，那些贡品，全部归天子私有。使天子放纵欲望，最终还是送给了叛贼。现在军旅正疲苦，伤病员呻吟声不绝，竟把珍宝贡品私藏在另外的仓库，恐怕众臣民失望，请陛下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的人。命令以后收取的贡品，一定送归有关部门，先用来赏赐军中有功的兵将，并不得进献珍奇和华贵的丝帛。这就是散发小储藏成就大辅佐，放弃珠宝稳固帝位。”德宗皇帝醒悟，立即撤销了那两个御库。
李怀光有反叛的意图，想激起他的部下叛乱，就写信给德宗皇帝说：“我的部队军饷少，与神策军不是一样，难以作战。”李晟秘密报告德宗皇帝说李怀光要反叛，因而请求移动军营。德宗皇帝派陆贽见李怀光商议军务。陆贽回来报告说“：李怀光不追击败逃的叛军，军队长期不作战，众将帅想进兵，他就阻止他们进军的图谋。这情形必定反叛，应该用计谋制止。”因而劝说德宗皇帝批准李晟移动军营。当初，陆贽与怀光谈到李晟，怀光狂妄地夸耀说：“我用不着借助李晟！”陆贽顺口奉承他威武雄壮，让他不能反叛。到这时，陆贽请朝廷下诏令顺着怀光的心意，暂且使他没有借口把错误推给朝廷。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起合兵驻扎在东渭桥，推说李晟兵少不能抵挡叛贼的攻击，让他与李怀光形成掎角之势。怀光即使不想放行，也将没有理由和办法来阻止移营。”
德宗皇帝犹豫说：“李晟的军队移防，怀光本来就不高兴，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起向东移动，那将成为他反叛的借口，还是稍等些时候。”李晟迁营后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吞并了两个节度使的兵马，李建徽挺身搏斗而逃脱，阳惠元被杀死，行宫震惊，于是德宗皇帝又流亡到梁州。
路上有人给德宗皇帝献瓜果，德宗皇帝嘉奖他们的好心，想封他们为试官，陆贽说“：爵位，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德宗皇帝说：“试官是个虚名，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您不要不满意。”陆贽禀告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不立功而获得爵位就会使爵位轻贱，没罪而任意用刑就亵渎刑律。天宝末年，被宠爱的人有倾国的姿色，因感情好就授予爵位，因被宠爱就给予重赏，法纪才败坏了。安禄山乘机反叛，为祸国家。
当财物赋税不够供赏赐，于是职官的封赏便兴起了，职官的数额不够封赏有功的人，接着散官、试官的名号实行起来了。现在可忧的是把爵位看得太轻，想办法提高它的价值还嫌不庄重，如果又自己丢弃它的价值，那将用什么奖励有功的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恐怕是考虑不成熟吧？建立国家，只有用礼义和权力，招引人才只有用名和利。名位接近虚无，但对于教化来说是重要的；利禄接近实惠，对于道德来说是轻微的。
凡是用以判断是非、制定法令制度的标准，就要考虑礼义；检验虚实、衡量轻重，就要想到权力，如果专一讲实利但不用虚名辅助，那财物就不够消耗；如果专一讲虚名但与实利不相符，那就会心情散漫而没有追求。所以赏赐财物、排列俸禄的等级以突出实利；使品位的高低不同，服饰有别，以美化虚名。当皇帝的人通达权变，看需要交替使用名利，使它们互相补充，那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按照法令，有职事官、有散官、勋官、爵号。那授给职事享受俸禄的，只有职事一种官，依照才能安排职事的大小，依照功绩和品德决定名位，这就是既给予实利又包含着虚名。勋、散、爵的名号，只从服饰的差别、品位的承袭来尊崇高贵，来表彰功劳，这就是借虚名又辅以实利。
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位的名号一样，用这来犒赏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说是很庄重了。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舍生忘死为国家的人就会相互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陛下一定要取得农夫庶民的欢心，重赏他们就行了。”
不久，陆贽因功劳升为谏议大夫，仍然担任翰林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死了张镒，夺了他的官位，虽然多次向朝廷送贡品，但谏议官多批评他脚踩两只船，暗中窥伺机会。德宗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来，都没有召见，想用浑蠨取代李楚琳。陆贽劝道“：楚琳犯罪的事过去已经很久了，议事官现在才议论纷纷，不是太晚了吗？况且在京城周围救援朝廷的部队，紧急向他们宣召告急，一刻也不能差错。商岭已是曲折遥远，骆谷又被叛军截断，能通朝廷命令的只有褒谷斜谷了，如果再阻断，各方镇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我方取胜就会跟朝廷走，敌方胜利就会投降叛贼，在这关键时刻，不容有差错或挫折。如果楚琳逞凶敢做猖狂的事，在南边阻塞交通要道，与东部的敌人联合，那就卡断了我们的咽喉，心和臂就分开了，那岂不很危险吗！现在楚琳脚踩两只船，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忠心，保障我们归路通畅，成就复国大业。”德宗皇帝放了心，召见了他的全部使者，下诏书嘉勉慰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