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

唐纪四十二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历十四年(己未、779)

唐纪四十二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

[1]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甫,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1]八月,甲辰(初七),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当时,德宗正在励精图治,用人不拘等次。德宗曾向崔甫征询择相的意见,崔甫推荐杨炎有才干,能办事。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声名,于是便起用了贬谪中的杨炎。乔琳是太原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欢诙谐,没有别的长处。乔琳与张涉关系亲密,张涉称道乔琳的才能可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听到任命乔琳为相的人,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2]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2]代宗在位期间,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对唐朝的侵扰劫掠却并未止息。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其中有些人直到老死,没能回归吐蕃。对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外。德宗打算以德政安抚吐蕃,乙巳(初八),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全数召集俘虏来的五百吐蕃人,每人赐给衣服一套,将他们遣返吐蕃。

[3]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3]协律郎沈既济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他认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只有三个类别,这就是德行、才干、劳绩。现今,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对此全未涉及;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和应对周旋等方面。行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以此三项为标准,来延招天下之士,当然是不能全部延招来的。现在居官的人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本地的评议为依据。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详明的,所以不可专门交给吏部。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而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论。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百姓徒然以此为弊端,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牧守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不可能了解清楚。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沈既济是吴地人。

[4]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皋,明之玄孙也。

[4]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治理政务,很有成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妒忌他,便以刑法陷害,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正在道州,知道李皋是无辜的。及至杨炎入朝出任宰相,再次提升李皋为衡州刺史。当初,李皋遇到诬陷,正在经受审讯,他考虑到太妃年老,将会受惊而悲伤,所以,他出门时穿上囚服去受审,回家后便穿上朝服,手执笏板,衣垂鱼袋。李皋即将被贬到潮州,他却以升迁向太妃报喜。至此,李皋才跪在太妃面前认错,并以实情相告。李皋是李明的玄孙。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入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替代了郭子仪的职务以后,府的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因功劳声名素来在李怀光之上,都郁郁不乐,心中不服。李怀光派兵防御吐蕃,在长武城屯驻,诸将对李怀光规定的军队进驻与退防的时间,都不按时应命。监军翟文秀劝说李怀光上奏朝廷,让诸将回朝执行宿卫任务。诸将离开军营后,李怀光派人追捕诸将,诬蔑诸将犯了别的罪过,而且说:“浑在黄失败,都是因为你们的原故!”于是将诸将全部杀掉。

[6]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6]九月,甲戌(初七),朝廷将淮西改称为淮宁。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来到蜀地十余年,仗着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骄奢淫逸,朝廷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换掉他。至此,崔宁入朝,德宗加封他为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日:“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所领范阳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南诏王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子异牟寻即位为王。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守城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所统领的范阳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德宗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初,马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当初,马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州、陇州、范阳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克了维州和茂州。李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8]上用法严,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奏之。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8]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将此事上奏。有人对裴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裴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过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9]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9]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10]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0]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11]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壬午(十六日),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12]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州留后。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2]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三州留后。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

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

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3]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4]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5]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6]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17]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

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

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

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

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

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

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

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

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

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2]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甫言:“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2]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3]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3]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国。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4]崔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丁未,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既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4]崔甫因为身染疾病,多不管事,杨炎独揽朝廷大权,专门去做报恩复仇的事情。他上奏采用元载生前留下的计划筑原州城,又打算征发长安、洛阳和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德宗派遣中使来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此举利弊如何,段秀实认为:“现在边疆防御还很空虚,不适宜兴办事功,召引敌人。”杨炎大怒,认为这是有意阻止自己,便征召段秀实担任司农卿。丁未(十二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让他移军原州驻扎,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称:“据悉,朔方五城过去本是肥沃丰饶的土地,自从国家遭受变乱以来,由于无暇投入人力,因而导致土地荒废,耕种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有人力再将这里开垦出来,则不必等待疏通陵阳渠。现在征发长安、洛阳、关辅百姓到丰州疏浚渠道,经营屯田,算起来,所得到的不足以补赏所耗费的,而且关辅百姓不免流亡离散。这样做,是使京城辖区空虚,而对军事储备却毫无补益。”此疏奏上,德宗不予答复。后来,陵阳渠到底没能修成,将它废弃了。

[5]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5]德宗采纳杨炎的主意,借口上奏的事情与实际不符,己酉(十四日),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6]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6]癸丑(十八日),德宗任命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该镇节度使。

[7]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癸亥,以朱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7]杨炎打算修筑原州城,以便恢复秦州和原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和崔宁各带领一万人分布两侧,在后护卫。有诏书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的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我辈充当国家西大门的屏障,已经有十多年了。一开始,我辈屯驻州,才将农桑各业经营起来,可以定居下来了,便又移军屯驻泾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在泾州还没有把座位坐暖,又被丢到塞外。我辈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非要遭受如此对待呢!”李怀光刚刚当上宁节帅,便杀掉了温儒雅等人,军令十分严厉。及至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帅,各个将领都很恐惧,他们说:“那五位将领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杀戮?现在,李怀光又来到泾州,我辈怎能不忧虑呢!”刘文喜乘大家心中不安,占据了泾州,不服从诏命,还上疏要求再派段秀实来当泾州节帅,如果不能派段秀实来,便派朱来。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朱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替代李怀光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收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钱财的事情被发觉,德宗很生气,准备依法惩办。李忠臣身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向德宗进言说:“陛下贵为天子,然而,天子的老师却因为缺少钱财而犯法,依我愚见,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啊。”德宗的态度缓和下来。辛未(初六),将张涉罢免还乡。辛京杲因私忿用杖打死部曲,有关部门奏称辛京杲犯了死罪,德宗打算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办。李忠臣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问他此话怎讲,李忠臣说:“辛京杲的父亲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心怀怜恤之情,将辛京杲降职为诸王师傅。李忠臣利用时机,挽救人命,大多如此。

[9]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既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9]杨炎罢除了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来代替。不久,由于尚书省各部门的职任久已荒废,部门之间不通声气,未能把事办好,无法将全国的钱粮统一掌管起来,癸巳(二十八日),德宗再次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时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都和原来的制度一样。

[10]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10]刘文喜又不服从诏命,准备自求节度使的旌节。夏季,四月,乙未朔(初一),他占据泾州叛乱,打发他的儿子到吐蕃为人质,以求援助。德宗命令朱、李怀光前去讨伐他,还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带领禁军二千人前往协助。

[11]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11]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并不相信。及至被俘者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声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兽放生,他的英风威声和圣明仁德,真是遍及中原。”吐蕃人听了很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吐蕃赞普立即派出使者,跟随韦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助办丧事的物品。癸卯(九月),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按照礼节接待了他。不久,蜀地的将领向上建言:“吐蕃人豺狼成性,我方捉获的俘虏不应放还。”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他们服从朝廷,我们便归还俘虏。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显示朝廷的信义。假如不能将威严和信义树立起来,又怎能安抚边远各族呢!”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12]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12]代宗在位时期,每当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上的生日,州府长官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争着向朝廷进贡,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武将和奸滑的官吏便借此侵吞百姓的财物。癸丑(十九日),是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13]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13]五月,戊辰(初五),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乙酉(二十二日),再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韦伦请求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杨炎认为德宗与吐蕃赞普地位不对等,请求同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报德宗,再由德宗批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14]朱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14]朱等将刘文喜包围在泾州,堵塞了泾州出入的通道,但又关闭营垒,不与刘文喜交战,长时间不能攻克泾州。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使得朝野内外骚动不安,朝中诸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便使疲乏困顿的百姓得到休息的,多得难以记载。德宗全不听从,他说:“连个小小的忤逆之臣都不能铲除,还拿什么来号令全国!”刘文喜让部将刘海宾入朝上奏。刘海宾对德宗说:“我是陛下在藩邸时的部曲,怎肯依附叛逆之臣,我一定要为陛下将刘文喜斩首示众,并献给朝廷。但是,刘文喜现在所希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陛下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然会懈怠,这样,我的计谋便能够实施了。”德宗说:“爵号与车服不能随便借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德宗让刘海宾回去将此意告诉刘文喜,而对刘文喜的进攻也仍在继续。德宗自减进食,供给士兵,城中应当得到春天服装的将士,也都象过去一样赐给。由此,大家才知道皇帝对刘文喜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当时,吐蕃才与唐朝交好,不肯为刘文喜派兵,泾州城中形势窘困。庚寅(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一起杀死刘文喜,并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而原州城终究没能修成。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己内心感到不安。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己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己越发恐惧。

[15]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薨。

[15]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去世。

[16]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6]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17]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7]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8]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逼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这不是好办法。”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19]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19]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20]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及至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于是废止了。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刘晏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21]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赉盗粮者也。请杀之。”三奏,上不许。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上徵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21]八月,甲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是武义可汗的叔父。代宗在位期间,九姓胡经常假冒回纥的名义,杂居在京城,经商时恣意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家和私人的祸害。德宗即位后,命令董突带领同来的人悉数回国,他们带走的包裹很多。董突一行到振武,逗留了几个月,索求丰厚的供给,每天吃肉一千斤,用去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还听任砍柴放牧的回纥人糟踏瓜果和庄稼,振武的百姓都苦于回纥人的骚扰。张光晟打算杀死这些回纥人,取得他们的包裹,但又忌惮回纥人多势强,未敢发起行动。九姓胡人听说他们的部族被回纥新即位的可汗所杀戮,很多人半道逃走。董突对九姓胡人的防范很严密,九姓胡人既不能逃走,又不敢回来,于是向张光晟秘密献策,请求杀掉回纥人。张光晟因九姓胡人与回纥人自相背离而感到高兴,便允许九姓胡的请求。德宗因陕州之辱,心中痛恨回纥人。张光晟知道了德宗的心思,便奉称:“回纥本族人数并不很多,能够辅助回纥强盛起来的,是那群胡人而已。现在听说他们之间自相残害,顿莫贺新近即位,登里可汗移地健有个庶生的儿子,还有国相、梅录,都各自拥兵数千人,相互攻杀,国内尚未安定。他们没有资财便不能指使他们的部众,陛下不乘这一时机铲除他们,却要放他们的人回国,还给他们财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寇匪兵马,送给强盗粮秣的做法啊。请将他们杀掉。”三次上奏,德宗都没有许可。于是,张光晟便让副将在回纥人居住的房舍门前往来,故意做出不礼貌的行为,董突大怒,捉住副将,将他抽打了数十鞭。张光晟统率士兵袭击回纥,连同九姓胡人一齐杀掉,尸首堆积起来,有如高丘。张光晟只留下一个胡人,让他回国去做见证,以说明:“回纥人用鞭子抽打、羞辱大将,而且图谋偷袭和占领振武城,所以才先行诛杀了这一班人。”德宗征召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中使王嘉祥前去去致送书信和礼物。回纥请求得到擅杀之人,好为族人报仇,德宗因此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图慰解回纥人。

[22]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22]德宗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任中书令衔,仍然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任命舒王李谟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任命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留后。李谟是李邈的儿子,早年丧父,德宗收他为儿子。

[23]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23]癸丑(二十二日),德宗颁诏赠给太后的父、祖、兄、弟官职,并为其余的太后族人男女颁发拜官职、封食邑的告第告身,共计一百二十七通。中使用马驼着它们,去颁赐给每个人。

[24]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24]九月,壬午(二十一日),将作奏称宣政殿的廓庑毁坏了,而十月在十二星次中属戌宫,为北斗魁星之气,不能进行修葺。德宗说:“只要不妨害公家和百姓,那便是吉祥了,何必卜问时日凶吉呢!”随即命令修葺廓庑。

[25]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徵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发之。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25]在大历以前,征税、收支、薪俸都没有法度,高级官员得以专擅其事,加上元载王缙执掌朝政,贿赂公行,全国不再按察贪赃官吏几达二十年。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察虔州刺史源敷翰,判他流刑。德宗因宣歙观察使薛邕是位温文尔雅的老臣,征召他担任左丞。薛邕离开宣州时,盗窃隐瞒官家财物数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揭发了他。冬季,十月己亥(初九),德宗将薛邕贬为连山县尉。自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任意妄为。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德宗即位之初,疏远摈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官。但是,张涉因长于儒学而入侍禁中,薛邕因温文尔雅而登上朝堂,却相继由于贪赃而垮台。宦官武将得到借口,他们说:“南衙文臣贪赃动不动就达到巨万,反而说我辈把国家搞混乱了,这难道不是欺人之谈吗!”由此,德宗开始心怀疑虑,不知道依靠谁人为好。

[26]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官,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26]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别派遣沈氏诸人去寻访太后。庚寅(疑误),德宗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又让沈氏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别巡行各道,寻找皇太后。

[27]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27]十一月,首次命令在待制官以外,再推荐出朝集使二人,向他们询问当时朝政的得失,以及边远各地人民的疾苦。

[28]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

单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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