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

幼举神童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